十六大以来的十年，在中国历史的时序中只是一个细微的刻度，但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却是一个铭刻很深的关节点。

　　从很多人的感受上来讲，面对这十年变动给自己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往往感受各异。这种个体化感受，未必能真实指称这个时代的表征，但却从一个侧面深刻折射了这十年变动的幅度之大。

　　在这个变动的时代，我们谁也不能超然物外。非典疫情、汶川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国际金融危机，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蛟龙入海、神九上天……这十年间我们国家所面临的大事、喜事、难事，莫不在社会公众心中打上深深烙印，激荡和淬炼着人们的心智与认知。

　　与这种显性的变动相比，隐性的变动所产生的变化，一时或微，历久则著。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思想转化、文化转变，回望十年前，多有沧桑。有人用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定位这十年的变动，但是如果我们把坐标建基于“现代化转型”，那么这十年的变动更显其承前启后的带有战略性的清晰定位。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在被迫中断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开启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这种被动转型经历了无数次尝试和失败，又在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中有所前行。然而，这种被动的因应所带来的冲击，凸显出心理准备、理论准备、社会准备不足的诸多问题，难免在跌跌撞撞中前进，又陷入梦想与迷茫的双重焦虑。

　　而在历史进入20世纪，中国“现代化转型”相继经历辛亥革命终结两千多年帝制、新民主主义革命缔造新中国等重大转折后，在历史新时期开启了全新的自主性转型。改革开放由此奠定“现代化转型”中的历史地位，它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这种自主性。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起时，这种自主性难免需要在“摸着石头过河”、“杀出一条血路”的探索中开拓前路。那么，在进入新世纪后，改革开放20余年一路的探索与开辟，已然为当代中国前行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理论基础、社会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十年中国所继续的“现代化转型”，其自主与应对已今非昔比，日益凸显其前瞻性、科学性、规律性。

　　而这十年的“现代化转型”，所面对和需要回答的时代问题，则显然是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其他国家提供的现成答案也显然是不适用的。

　　这个时代问题，首先就是，在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央后，如何面对鲜花与砖头的齐飞，如何经得住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秩序调整后的剧烈颠簸？其次则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新阶段，如何添续自身的前进动力，如何在自我消化发展起来的矛盾问题中实现自身的平稳前行？其三则是，如何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先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从这个角度来观照十年中国的剧烈变动，来评价党的自主应对，来衡量我们的所得所失，不同的人或许有不同的看法，但十年中国终究是称得上不容易、了不起的。

　　就在这十年间，中国城镇化率由40%升至51.27%，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结构实现历史性转型，尽管城镇化品质还有待提升，但中国毕竟开始从乡村型社会迈入城市型社会；中国建起了基本覆盖13亿人口的社会保障网，尽管这种保障还只是“基本”，但政府职能开始实现了向公共与民生的全面转变；中国实现经济总量、居民收入的历史性跃升，尽管经济发展质量需要提升、收入差距亟待缩小，但毕竟中国的“重量级”已经与十年前不在一个层次……

　　更不容易的则在于，这一“现代化转型”中的关键阶段，中国没有像其他先行国家一样向外输出矛盾和问题，而是全部自己消化；中国用自己的智慧实现创造，用中国式的处世之道消解“文明冲突”；在面临内外各方面的压力、风险、挑战的情况下，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做好准备，又在总体上保持了平稳前行的态势。

　　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将为这一关键阶段的“现代化转型”指明方向。一旦我们在这个关键阶段实现了华丽转身，中国前行的路将会变得更宽阔，中国更将拥有经得起风浪的沉着、避得过暗礁的本领。（陈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