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儒法并用，是我国历史上常用的社会治理方式，只有思想教育手段和法制手段并用才能相得益彰。这是因为，法是他律，德是自律，自律和他律结合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反腐倡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但从思想道德抓起具有基础性作用。”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国方式？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抑或两者结合？早在2500余年前，孔子就提出了一个极其合理的方案，回答了这个问题。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段话出自《论语·为政》篇，大意是，如果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规范人民，那么他们虽然也能免于犯罪，但会丧失羞耻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民，用礼乐来规范人民，那么他们不仅不会犯法，而且有羞耻心。

　　在这里，孔子将“齐之以刑”与“道之以政”相应，将“齐之以礼”与“道之以德”相应。这样就有两种治国方案，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其效果是“民免而无耻”；二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其效果是“有耻且格”。

　　从效果看，二者的高低上下之分显而易见。这是否意味着孔子主张放弃第一种方案而独用第二种方案呢？答案是否定的。否则他就不会担任鲁国司法长官大司寇了。在这里，孔子是想告诉我们，相对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更加根本、更加重要，应该成为治国的主要方式。所以，孔子治国理念的基本思路是德主刑辅。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四种治国方式可以分别简称为德治、礼治、政治（以政令、制度来治国）和刑治，它们是有深刻的人性基础的。

　　早在殷周之际，人们就注意到人性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国语·晋语》说：“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厚”就是增长、发展、培养。既然“性”值得“厚”、需要“厚”，那么说明它有积极的一面，或者说善的一面。战国中期孟子的性善论，正是从这一传统发展而来的。另外，《尚书·召诰》曰：“节性，惟日其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节”就是节制，“性”既然应该“节”、需要“节”，说明它有消极的一面或者说恶的一面。这正是战国末期荀子性恶论的滥觞。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论貌似针锋相对，其实并不矛盾，他们只是看到人性中不同的侧面而已。

　　既然人性中有积极的、善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恶的一面，那么健全的、合理的、理想的治国方案应该是在最大程度上激发人性中积极的、善的一面，同时在最大程度上节制消极的、恶的一面。孔子的四种治国方式正符合这种要求。具体言之，德治和礼治的功能主要是激发人性中积极的、善的一面，其中德治有利于人们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呈现、发挥出来，礼治可以帮助人们对其加以文饰、美化与升华。政治和刑治的功能则在于节制人性中消极的、恶的一面，其中政治强调防患于未然，刑治重在惩罚已然之恶行。

　　如果以德治、礼治所促发的人性中积极的、善的一面所占的比重高，那么需要政治、刑治所限制的人性中消极的、恶的一面所占的比重就小。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重德治、礼治而轻政治、刑治了。

　　在具体治国中，孰重孰轻，孰缓孰急，则在于社会现实。天下有道，则德治、礼治所占的比重居高；天下无道，则政治、刑治的比重居高。高明的政治家就像调音师，能够在二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德主刑辅，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要义。（郭沂，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孔子研究院尼山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