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讲：“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解决好？国家治理不仅要有正确的国家治理观，还要有科学的国家治理方法。尤其在当我们明确了国家治理的目标方向之后，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方法更为关键。

　　科学的国家治理方法论，要正确处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是一回事，并不是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强，甚至同一国家在同一种治理体系下在不同时期治理能力也有很大不同。因此，推进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既重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不断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又重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科学的国家治理方法论，还要求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既要坚定制度自信，又不要固步自封；既要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又不能在“拿来”的同时迷失了自我。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有主张、有定力”，离开创新就只能是一纸空文。比如说既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推动作用又不去越俎代庖横生干预；既以开放的心态为资本发挥正功能提供舞台，又不能反客为主让资本侵占劳动；既要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更加充分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科学应对，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国家治理的价值观

　　在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治理体系之间是存在竞争的，这种竞争表面看是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的竞争，其实潜藏在背后的是价值观的竞争。价值观带来的是合法性、正当性与优越感，所谓的“普世价值”背后是西方社会希望用其行为模式一统天下的意图。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在价值观方面赢得对西方社会的竞争优势，国家治理体系的竞争就丧失了精神基础。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

　　当一个社会在精神上保有独立性的时候，在社会发展方面的独立性就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了。远而言之，不会屈服于他者的压迫奴役，一定要争独立求解放，这就是170年来中华民族的奋斗抗争；近而言之，不会甘于照抄照搬他人的做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这就是60余年来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放眼展望，还要坚持把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道路创新有机结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关于中国社会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之路，我们现在讲的比较多的是国情和历史使然，这诚然是事实，也很重要，但还不够，真正要讲全面还要讲“独特的文化传统”。百余年来世界上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国家并不少，但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坚持下来的并不多，中国可谓个中翘楚。能做到这一点，与中华文化精神对社会主义的契合乃至与马克思主义的良性融汇是分不开的。只有文化才是真正“内生性演化”的，是属于“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国家治理的时候，意味深长地提到了弘扬中华文化的原因所在。当一个社会的国家治理有了根植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做精神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有了绵绵不绝的血脉和根深蒂固的基础。(辛鸣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