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充分认识自己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无论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某个专业的研究，还是从事哲学社会科学教学，只要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的主体，就承担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使命。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的价值、作用和责任、贡献就体现在为之献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项战略任务。话语权的核心是有理论支撑、有具体内涵的概念或范畴，而不是单纯的词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核，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通过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谓话语就只是一个词或词语，而且是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如自由、民主、人权、公平、正义，可以存在于各种语言中。任何人都能够应用、能够作各种解释的，不算话语而是词语；当它成为特定阶级、集团或不同政治实体使用的话语时，必定是由某种理论支撑，表达某种利益、要求或意愿，具有特定内涵的词语。因此，关于话语内涵的争论甚至斗争，不是概念的争论，不是词语的争论，而是不同理论的斗争，是对具有某种政治和意识形态内涵的话语权的争夺。

　　有些人总觉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没有学术水平，没有品位，没有个性。只有“为什么而什么”，诸如“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为哲学而哲学”，总之，“为学术而学术”，才叫水平、叫学术。似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没有服务对象，没有社会使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毫无疑问，研究工作需要有个人的爱好和兴趣、需要激情；没有个人爱好和兴趣，赶着鸭子上架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获得成就的。但爱好和兴趣可以成为研究的推动力，而不是研究的目的。学术研究需要自由，需要宽松的环境，需要鼓励大胆探索；没有创新精神，不突破旧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永远在思想僵化的笼子里研究，不可能有新成果、新见解。不断重复虽然保险，但不可能创新。大家都走的路是平安大道，但不会看到新的风景。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而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追求真理、大胆探索创新、平等讨论的必要条件。这种学术自由本质上是学术民主和学术主体性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但学术自由不能理解为可以任意发表各种奇谈怪论的自由、可以向真理发起进攻的自由。有人宣称中英鸦片战争的责任在中国，不拒绝鸦片贸易就不会有战争；鸦片战争打的是腐朽的清朝统治者，而不是中国人民。按照此说，从1840年起多次列强入侵，打的都是统治者而与中国人民无关；瓜分的都是统治者的国土，而与中国人民的家园无关。我们不是听见过有的论者说吗：越是爱国主义越是卖国主义，越是卖国主义越是爱国主义。发表这种“高论”如果也叫学术自由，这种“学术自由”还是少点好。这是伪学术自由，是向学术真理进攻时的掩体和防身的盔甲。

　　学术为个人服务、自娱自乐的观点仿佛很高尚，其实是高尚掩盖下的低俗。英国哲学家罗素讲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在谈到史学能够而且应该为一般读者做些什么时说，我并不认为历史是为历史学家写的，我一直认为历史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学问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我并不认为诗歌只应由诗人朗诵，也不认为音乐只应由作曲家聆听。这位大哲学家的话是对的。哲学著作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为另一个哲学家或另一群哲学家写的，小说也不是某个作家为另一个作家或另一群作家写的。没有听众的音乐，正如没有人阅读的小说一样，等于零。如果学术研究超不出学者自己的学术圈子，哲学文章和著作只是自己的独白，或至多是少数哲学家的对话，这种学说又有多少意义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有自己的社会功能，有自己肩负的使命。因此，我们应超出自我，超出自己的小圈子，面对社会，面对民族，甚至面对世界。在当代中国，应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这是为历经百年沧桑、饱受侵略者凌辱的千千万万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个人服务，这种服务无上光荣。这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可替代的原因。如果社会主义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没有服务意识，无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只是单纯满足个人的需要，这样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可以说“有你不多，无你不少”。

　　现在有些人喜欢讲中国传统文化中士的传统、士的担当精神，借题说事，似乎谁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谁就是依附权贵，就是没有中国传统士的独立精神。其实，真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或士，也就是儒家讲的君子，是有标准的，这就是讲气节、敢担当。无论是《论语》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还是《吕氏春秋》中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都是对士的要求。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已把中国读书人的责任提高到无可再高的地步。这才是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

　　思想自由是最具吸引力、最为人们赞赏的。思想自由的本质在于思考的自由。没有人能强迫人或禁止人思考。孔子说过，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思想最具创造力，最需要独立思考，反对禁锢。但思想自由的目的是发挥思考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发挥个人意志的能动性和爆发力。思想自由与责任不可分。有一分自由，就要承担一分责任。要自由而不要责任，不是自由而是特权。英国剧作家萧伯纳说过，“自由意味着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惧怕它的原因。”但思想自由一旦为某种势力或利益集团所独享，变为它们的工具，就不再属于思想自由范围，而是属于思想特权范围。这时，评价的标准已经不再是抽象的自由概念，而是真理。谁占有真理，谁就拥有最大的思想自由。思想自由的合理界线和责任当然应由法律规定，而不由某个人的主观意志规定。学术自由与责任的连结点是法律、是法治；学术自由与追求真理相结合，这就是学者的责任和良心。

　　一些人乐于谈论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他们倡导自由。其实，他们倡导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和行为都被视为反对自由。这种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是资本主义理想的崇拜者。无论是《通往奴役之路》还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的终结》，捍卫什么，反对什么，清清楚楚。当然，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旨归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合适的生长土壤。近年来，面对西方吹来的新自由主义之风，附和者或倡导者也多有所见。不过在当代中国，这也只能算是枝头蝉鸣，很难组成一个庞大的合唱乐队，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们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这是一个能够产生也应该产生伟大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时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广阔的展现自己才能的天地。同时，我们又处在一个充满物质利益诱惑和多种社会思潮碰撞的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旗帜、辨别理论是非的能力，还要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马克思说过：“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艰险沿着陡峭山路向上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座右铭。（陈先达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