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堪称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巨变。它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首次建立了共和制度。千年古国精神抖擞地站在了全面现代化的起点，被视为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开始。虽然此后有袁世凯复辟称帝、张勋辫子军回潮、军阀混战争夺地盘，但都无法阻止古老民族走向共和，走向复兴。

　　辛亥革命发轫于武汉，但辛亥革命最终的政治果实——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正式成立，都在北京完成。可以说，北京开启了古老中国走向共和的新篇章。

　　改弦更张

　　总统府藏身迎宾馆

　　初秋的外交部街，阳光温暖灿烂。来来往往的人群，也许不知道这条历史悠久的胡同，和中华民国的成立有着密切的联系。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的办公地点，就在今天东单协和医院东边外交部街33号的“迎宾馆”。它是当时北京城内最豪华的西洋建筑之一。

　　据专家介绍，这所迎宾馆是清宣统末年为了迎接访华的德国皇太子兴建的，相当于现在的国宾馆。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开始宪政改革，袁世凯被任命为清政府内阁总理。为了显示新气象，袁世凯将内阁政府即设在了迎宾馆内。此后不久，连家也安在其中。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迎宾馆自然也就成为了临时大总统府。

　　不仅是袁世凯的府邸，外交部街一度还是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的临时行辕。袁世凯就任后，为了表示“诚意”，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为了表示“尊敬”，袁世凯将迎宾馆让给孙中山居住，自己迁往铁狮子胡同陆军部。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离京，袁世凯也没有迁回，而是下令将外交部转移到迎宾馆，这条原名石大人的胡同因此改名外交部街了。

　　有意思的是，这所建筑从此真与外交结下不解之缘。1928年北伐军攻占北京后，北洋政府外交部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合并迁往南京，这里被改为旧外交部档案保管处。

　　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也设立于此。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和第二任外交部长陈毅，都曾经在这里办公。上世纪60年代初，外交部大楼迁往朝阳门内大街，但此大院仍属外交部所有。

　　沧海桑田，一百年过去。而今，外交部街的胡同口，早已为兰州拉面、毛氏湘菜、香河肉饼等小饭馆占据，当年的外交仪令代之以人间烟火。记者步入胡同大约200米的深处，才见灰墙老树，依稀有往日辉煌的影子。记者打听到，33号院如今是外交部宿舍，只剩下东门，圆拱形的西式门楼几年前修葺一新，外围封着栅栏。但门前堆放着泥沙和红砖，停着几辆汽车和三轮车，几乎将门口封得严严实实。绕进大门背后，还有两尊汉白玉石头，似是上马石，其中一块雕工精细，边角圆润；另一块面上平平，显然是后配的。宿舍院的后围墙斑驳，白漆脱落露出了里头的灰砖，仿佛不经意间向路人述说着这里悠久的历史。

　　立字为据

　　袁世凯挟实力获任

　　众所周知，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招牌，先是在南京立了起来，孙中山先生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为什么三个月后，中华民国的政府要搬到北京而由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一职呢？

　　历史学家分析，这与辛亥革命的进程以及袁世凯的政治实力密切相关。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的关联，首先竟然是从镇压辛亥革命开始的。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如坐针毡，但是，放眼朝廷，已经没有可以倚仗的力量。于是，将拥有绝对政治实力、放归赋闲的袁世凯“请”了出来，因为当时负责镇压南方革命军的是袁世凯训练出来的北洋新军，别人根本指挥不动。袁世凯由此迎来他此生最大的转机。袁世凯深知其中的玄机，他出山后，带领北洋新军很快将革命军逼入险境，但又不“赶尽杀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奇异局面。

　　此时，已经投诚革命的黎元洪给袁世凯写信：“袁公果能与我们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归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心思活泛的袁世凯，或许正是从此被吊起了胃口。于是，袁世凯的天平开始倾向革命党人。

　　1911年12月，在英、法、日、美等列强的“调停”下，南北双方在上海进行停战谈判。南方代表伍廷芳提出清帝退位、选举总统、建立共和政府等条件；北方唐绍仪上来一句“兄弟我个人是赞成共和的”，紧接着却代表袁世凯进行要挟，表面上谈判陷入了僵局。

　　实际上，在上海举行的谈判有“一明一暗”两场，除了唐伍之外，上海文明书局还有廖宇春（北方）和顾忠琛（南方）的秘密协议。彼时黎元洪与黄兴关系微妙，黄兴的亲信顾忠琛坦率地亮出了革命军的底牌：“项城（指袁世凯）果能颠覆清政府，为民造福，则大总统一席，愿以相属。”双方甚至还立了字据：包括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室、既往不咎不秋后算账，还约定“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

　　有言在先

　　孙中山让出大总统位

　　其实，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已经先后致电袁世凯，解释自己只是临时总统，如果袁能和平结束清廷统治，即让出大总统位。因此，袁世凯才频频向清廷施压，甚至以法国大革命王室被推上断头台吓唬隆裕皇太后。同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各地封疆大吏也陆续上书致电，一时国内出现了“请愿共和”的热潮。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段祺瑞，更是先后三次电请政府，称共和思想在将领中“颇有勃勃不可遏之势”，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清廷大势已去。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宣统帝发退位诏：“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

　　3天后，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并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但是拥兵自重的袁世凯，坚持3月10日在自己的地盘北京就职。民国史上北洋政府的统治开始了。 （姜葳）

　　■专家点评

　　袁世凯懂得顺势而为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认为，辛亥之中最执著的追求就是民主共和，民主共和是辛亥的精神，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精髓。但袁世凯作为立宪运动的领导人，他的追求不是共和，而是君主立宪，因此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坚持君主立宪的立场。等到君主立宪根本没有可能的时候，在1911年12月20日以后，段祺瑞和黄兴都达成走向共和的协议，列强也要求中国要改变的时候，袁世凯只好顺势而为——当不得不走向共和的时候，袁世凯只好共和。而且在走向共和的过程中，袁世凯作为一个旧的传统道德社会走过来的人，他仍然是在清廷的利益上做了很多的工作，如果不是袁世凯去代表清廷谈判，在清廷优待条例上会不一样。可以说，作为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政治家，袁世凯对历史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两千年来，我们按照秦始皇的君宪制的架构走到了晚清和辛亥，辛亥以后整个把这个时代终结了，等于说就把中国人推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的轨道上，再想走帝制是不可能了。

　　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内战和血腥。这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合乎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说，辛亥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