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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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的厚重和绵延，从我国藏量丰富的典籍中可见一斑。但是，岁月的侵蚀让这座文明长城变得脆弱。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大中专院校的图书馆共收藏古籍4000余万册，其中千万余册损毁和自然老化非常严重，亟待保护。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是，与待修复的古籍相比，修复师却少得可怜，如果一本本去修补破损古籍，需要数百年时间。然而，古籍等不起。

　　古籍修复，如何摆脱势单力薄的现状，如何吸引更多的人投身其中，如何让文明的记忆依然可以触摸？我们在努力寻找答案。

　　夜幕落下，北京的深秋已有几分凉意。国企员工万伟下班后乘坐2小时的公交车来到国家图书馆，旁听古籍鉴定与修复的课程。没有相关专业背景，不在乎学分和证书，凭的就是一腔热情和兴趣。在这一期首都联合职工大学国家图书馆分校的古籍鉴定与修复班里，万伟有20多位同学。虽然素不相识，但大家都对古籍修复有着浓厚的兴趣，很多人打算把古籍修复当作毕生的事业来经营，做一名修补时光的文化使者。

　　3年来，首都联合职工大学国家图书馆分校，通过着力培养古籍鉴定与修复专业的学生，将古籍修复这项不为人熟知的技艺推向公众。

　　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古籍修复师？这一职业的前景又在哪里？

　　古籍修复，不仅要有手艺，还要有文化

　　国图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非遗传承人、古籍修复专家杜伟生正在向同学们讲授修复技术课。教室里摆放着5张长方桌，宣纸、糨糊、小刀、尺子和用牛皮纸包装的砖头是案头工具，这堂课主讲古书装订方法之一的“包背装”，算是一堂入门课。杜老师坐在桌前，熟练地一揭、一抹、一压，一本干净齐整的书便被装订了起来。学生们围在身边，一边看，一边练习，一边请教，单单是“和糨糊”就有诸多料想不到的技巧。有近40年从业经验的杜老师，当年就是这样从师傅那里“手把手”地学习修复技术，如今他在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班已经培养了三届近百位学生。

　　“古籍修复尤其强调动手能力，我当年跟着师傅是一对一学习，现在我们先教授基础理论，再口传身授教学，主张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相统一。”在杜老师看来，一名合格的古籍修复师必须具备多项知识，有关纸张、印刷、版本的知识要通晓，甚至美术和装裱也是基本技能。

　　从事20多年书画装裱的非遗传承人张平告诉记者，修复一本书，一般要分“六步走”：最先一步，通过文字描述和影像记录为古籍制作档案；接着，根据古籍的破损情况确定修复方案；然后将书分解开来，根据原书的纸张规格，找到从纸质、颜色到装订线都相同或相近的修补材料；随后动手修复，一般采取“去酸”、“反铅”等技法，全程需要影像记录；最后两步，则是压平和复原。“就像医生问诊做手术一样，六个步骤同等重要。如果修补方案不科学、修补技法不得当，都会对文献造成二次破坏。”张平说。

　　国家图书馆自2008年开设古籍鉴定与修复专业，国图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以及杜伟生、张平等专家，分别讲授了古代汉语、古籍版本鉴定、古籍修复、书画装裱、书法篆刻、中国文化史等12门课程。学员在校期间还被推荐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第一历史档案馆、古籍修复公司等单位实习。据介绍，首届50名学员已于今年夏天毕业，大部分人由此迈入古籍修复行业，有的进入图书馆、博物馆等公藏单位，有的则在私人收藏、拍卖公司等民间机构学以致用。

　　善本文献加速脆化，大量古籍亟待拯救

　　一份2006年国家图书馆初步统计测算的报告显示，全国现存古籍大约3000万册，破损古籍约1000万册，当时全国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技术人员还不足100人，而在这些技术人员当中，40—50岁的占到了绝大多数，只有不到1/6为40岁以下。即便到了今天，要完成全部修复工作仍需数百年，且前提是古籍不再继续破坏。

　　以国家图书馆为例，据介绍，当时全馆古籍修复人员只有10余名，其中1/4的人员为50—60岁，1/4为40—50岁，其余的为40岁以下。而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善本古籍、金石拓片、敦煌遗书等260多万册的古籍特藏中，需要“动”一下的将近有200万册，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而近几年的普查结果显示，现存古籍数量远比测算的数字要大，其破损数量也多一些。古籍纸质文献的脆弱性，加上环境的污染，许多古籍善本文献正在加速酸化和脆化，更大量的破损古籍需要更多的专业技术人员去“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