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轲无疑对管仲的论点作出了一个重大补充,即在“仓廪实”与“知礼节”,“衣食足”与“知荣辱”之间,提供了一个由此岸到达彼岸的重要桥梁。在今人看来,孟轲的见解,似乎并无新奇之处,然而,对照当今一些人严重存在的GDP崇拜、忽视教育文化建设的种种倾向,某些今人岂止不如2000多年前的古人,实在是差之远甚!

　　管仲,名夷吾,史称管子,春秋时齐国人,齐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管仲之任政相齐,协助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有史可征的。在《史记》中,管仲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孙中山先生眼里,他又是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管仲的治国方略和经济思想,不见于太史公以“论其轶事”为宗旨的《管晏列传》,主要见于《史记》开列的那些书目中,如《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等等。在这里,仅就管仲的一个著名论断略作评述。

　　管仲曾指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于这一论断,过去我一向钦佩有加,笃信无疑。“仓廪实”和“衣食足”,相当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知礼节”和“知荣辱”,则相当于社会的意识形态。管仲先生所论述的不正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变精神”么?由此看来,管仲先生几乎可视为中国古典唯物论的开山之祖。管仲这段话出自《管子·牧民》,今人当然可以批评管子的“牧民”思想。然而,如果考虑到作者生活的时代,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位古代贤哲的思想光芒,透过2000多年的历史尘雾,直至今日仍在熠熠生辉。

　　然而,从哲学上说,管仲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仅仅在于看到了物质对精神、存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由存在到意识,由物质到精神,毕竟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反映过程。

　　先说第一层。“仓廪实”何以见得一定“知礼节”?“衣食足”何以见得一定“知荣辱”?如果不是抬杠,“饱暖思淫欲,贫寒起盗心”,不也是一种“存在决定意识”或曰“物质变精神”么?

　　再说第二层。2010年,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毋庸置疑,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在小悦悦事件中,所有的当事者,包括肇事司机与冷漠路人,就他们的经济地位而言,“仓廪实”可能不好说,但至少不低于“衣食足”的水平,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必然地“知礼节”和“知荣辱”。反之,为小悦悦伸出援手的陈贤妹,一位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拾荒阿姨,反倒体现了较之前者更高的道德水准。由此看来,在管仲的学说中似乎缺少了什么,以致损害了这一论断的完整性,并进而否定了从物质到精神、从存在到意识的相关性与决定性。在哲学史上,作为唯物论的认识论,一向就有机械论与反映论的分野。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既不会正比效应,一一对等,也不会吹糠见米、立竿见影,这里有一个“从物到感觉到思想”(恩格斯语)的复杂过程。管仲这一论断之缺憾,即在于他未能明确地指出这个不可绕过的反映过程。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与教育家,鲁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在“物质决定论”或“存在决定论”上,似乎与管仲殊途而同归。他在阐述治国之策时指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孟轲晚于管仲300多年,尽管他们有着齐文化和鲁文化的不同背景,但在哲学上,似乎又一脉相承。在管、孟二人的理论里,所谓有“恒产”,大抵与“仓廪实”和“衣食足”不分轩轾,而所谓“有恒心”,似乎与“知礼节”和“知荣辱”不相伯仲。孟轲在《梁惠王上》中论述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由此可见,孟轲和管仲一样,也意识到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但是,孟轲的见识,如果仅仅停止于斯,那他与管仲也不过平分秋色,半斤八两而已。那么,他与管仲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何处呢?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用这样一个要求作为“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的重要补充,由此而达至其一向推崇的以“王道”为标识的政治理想,才能具有可靠的社会保证(“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在孟轲这段话里,“谨庠序之教”大抵属于“硬件”；而“申之以考悌之义”,似乎应算作“软件”。如果把孟轲的“孝悌”二字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国民素质,而把他的“庠序”二字理解为扩大了外延的教育、文化设施等等方面的基本建设,那么,作为这种“软件”与“硬件”的总和,孟轲无疑对管仲的论点作出了一个重大补充,即在“仓廪实”与“知礼节”,“衣食足”与“知荣辱”之间,提供了一个由此岸到达彼岸的重要桥梁。

　　在今人看来,孟轲的见解,似乎并无新奇之处,然而,对照当今一些人严重存在的GDP崇拜、忽视教育文化建设的种种倾向,某些今人岂止不如2000多年前的古人,实在是差之远甚!（安立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