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 2011年10月21日下午

　　地 点：中国人民大学汇贤大厦A座会议室

　　特邀嘉宾：成中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讲座教授）

　　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潘德荣（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廖名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特邀主持人：杨庆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当前中国经典诠释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主持人：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上世纪研究反思的不断深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立足于经学讲哲学”的特点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而从经典诠释的视角，梳理、讨论，乃至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已逐渐成为当代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之多元格局中的重要势力之一。而在9年前，也就是2002年，《光明日报》曾经做过一期有关诠释学的访谈，题目叫《中国诠释学是一座桥梁》，当时还没有国学热，《光明日报》也还没有开辟国学版。9年过去了，这一研究有什么新进展？在当前国学热背景下，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这些问题很值得思考。当然，经典诠释，需要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上的文本把握，需要西方哲学方法、理念的借鉴，还需要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特色的认识。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四位学有所长的专家，就这些问题各抒己见，以嘉惠于学林。

　　潘德荣：经典诠释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与社会实践的直接需要有关。换句话说，诠释的兴起，与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是分不开的。遇到困境，要来解决这个困境的时候，诠释的任务才凸显出来。拿西方来讲，至少有两个例子值得关注：一个是在古希腊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那个时候由于翻译、重新编订荷马史诗、神曲，希伯来语的圣经的需要，诠释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因为希腊神话的信仰逐渐转向希伯来文化的信仰，于是需要诠释。另一个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这场改革首先涉及到的用德文来翻译具有绝对权威的拉丁语《圣经》的问题。我们知道，语言表达系统不仅仅是描述某个东西，实际上还包含着一整套的观念性的东西。所以当《圣经》的文本从拉丁语转向德语的时候，德国人自身对《圣经》、对信仰的理解和反思就会全部融入到《圣经》表达的体系里面。这种理解和反思对不对？是不是在挑战拉丁文圣经的权威？有没有合理性？等等，都需要做出阐释。所以包括马丁路德在内的当时不少人，都自觉不自觉地讨论到了被后来的诠释学视为原则的一些问题。透过这样的历史考察，回过头来再看我们现在面临的国学热，我想国学之所以热，可能也是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种诠释的困境，这种困境迫使我们从我们的先贤那里去寻找出路，从中国古代的典籍里面去寻找智慧。那么所谓的机遇与挑战，我想大概应该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

　　张祥龙：说到困境，科学和经典的关系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困境里面更深层次的困境。科学史上有很多经典著作，像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这些在科学史上都起过重大作用，但现在学物理的学生没有人再去读这些经典，因为没这个必要。科学解决的是问题，它培养科学家的最有效方式不是去读经典，而是通过教科书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懂相关的原理，然后马上进入实验，透过实验验证理论，并马上进入到科学研究的前沿。所以，读经典对他们来说是浪费时间。那人文经典就不同了，它的生命力就表现在人们对它的不断研读与解释。经典与科学的区别，好比礼和法的区别，礼是防患于未然，法是发生罪行之后用法来审判、纠正。经典，像儒家经典、道家经典、佛家经典等，是在事情还没发生之前已经发现了深层次的问题，它防患于未然。你读了这些经典，整个的文化生态改变了，犯罪就会减少。当今时代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科学俨然成了一种新的宗教。什么事情一说是科学的，是专家论证的，这事就算定了。科学当然能解决很多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科学是专注于现在，而经典则是通过回旋到过去，然后再走向未来，再带动现在。两者的功能不一样，所以在西方历史上，一度出现科学与经典互相排斥、对抗的情形。中国历史上则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像《黄帝内经》与儒家的五经、十三经向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回过头来看国学热背景下的经典诠释，其实这是一个挺沉重的题目，潜在的和明显的挑战还很巨大，但机遇也就在其中。我们现在一直在讲软实力，经典是软的，还没对象化，处理的恰恰是一种情景化的、文化生态化的问题，它虽然软，最后衍生出来的那个实力却不可小觑。

　　廖名春：现在国学很热，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普及的人走到前面去了，而专业研究的人却落到了后面。结果好像是大家都在那里比口才，谁的口才好，真理就在谁那里。现在谈经典诠释，谈国学，特别应该注意一点，就是要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拿汉学宋学之分来说，我们常常讲汉学家和宋学家孰长孰短，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两家的东西各有它的必要性。汉学里面很多东西是非常重要的。读书不识字，不懂语言文字，经就读不好；经读不好，文史哲也就做不好。同样，宋学里面的很多东西也非常重要，它有创造性，便于普及。但宋学也有它的局限性。比如不少人认为《周易》只是卜筮之书，没有思想、没有哲学。请问没有思想、没有哲学怎么会成为群经之首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识，主要是因为误读了《周易》本经的文字。这就说明，光靠宋学是解决不了经典的问题的，，必须要建立在汉学的基础上。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把汉学和宋学很好地结合起来：汉学家要做好基础性的工作，要走在前面，义理家在汉学家的研究基础上再进行发挥。做国学研究也好，做经典诠释也好，一定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一定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面活动。我们现在“同”的东西讲的太多，“异”的方面讲的太少，实际上最有价值的是这个“异”的部分。

　　主持人：廖教授讲的汉学宋学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同样适合于我们对“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一话题的理解，不是相互标榜，而是相互学习。

　　成中英: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一直贯穿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了解古人，即古今的问题。从诠释学的立场说，了解古人也是在了解我们自己。那除了古今之外，还有一个近代以来怎么了解西方的问题。诠释是一种理解。诠释是对我们的理解的一种文字上的陈述，所以它具有现代性、当下性、即时性。诠释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让我们形成一种价值判断，形成一种规范性的认识，然后指导我们的行为。例如我们不了解西方的优缺点，怎样去面对西方，形成一种对西方行为方式的超越？我们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怎样去面对自己，找到一个历史发展的方向？所以，诠释作为一个文明间或者文明类之间的了解活动，它的意义远胜于“知”，更具有一种指导和规范“行”的作用。

　　我很同意廖教授的观点，要重视汉学家的基础工作，但也不要因此裹足不前。诠释学有个重大的特征就是可以透过部分了解全体，全体与部分之间是一种理解的循环的关系。透过诠释，我们可以建立一种更好的表达方式、理解方式，这对于具有多元特征的中国文明本身意义非凡，能够产生一种能量，造成一种价值，起到一种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