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

　　【三】 守正不易，出新待发

　　(1)社会主义改造，失势探索

　　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改造”之潮下，中华书局也面临转型，方向一度转向农经类。

　　1949年7月，中华书局参加了新政府组织的华北联合出版社和上海出版社，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工作。1952年，10月，教育部、出版总署统一成立专门的教科书出版委员会，中华书局失去了其主营业务，在建国初几乎年年亏损巨大，不得不靠变卖剩余物料、房产和地基维持周转，中华书局原办的杂志也被陆续停刊。

　　1950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联营书店、三联书店发行组织合并，成立公私营性质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其扮演的是国营新华书店助手的角色，三年之后并入新华书店，之后便进入书籍国内发行工作一元化的时代，全国只有一家叫作新华书店的书店。

　　姓“公”的新华书店不自觉地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如中华书局这样的私营出版机构，认为发行它们的出版物是助长资本主义行为，中华书局的书很难出现在书店书架显眼处。

　　1950年，国家出版工作会议初步商定，中华书局以医药卫生及农业书的出版为主要专业方向，而当时中华书局编辑所没有熟悉医疗卫生、农业的人员，不切实际的调整在中华书局造成动荡，很多高级编审萌生离意。1952年政府又将中华书局专业调整为农业、经济、外国语文、中苏友好协会委托编印的书刊，其次是中国文史旧书。8年之后才调整为出版古籍的专业出版社。

　　惟一不变的是中华书局出书之精。据俞筱尧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华书局》，1955年有读者写信给出版社：“你们出版的书籍，对我们农业生产有很大贡献，我从《水稻病虫害防治法》和《怎样使用农药》两本书得到不少知识……出版的同志，你们出版这样好的书给我们学习，使我们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丰收，你们是值得我钦敬的。”

　　(2)在国家意志下，守护传统文化

　　中华书局的“回归本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对文史的爱好，在他的影响下，中华书局定位被调整为古籍出版社。

　　1958年，毛泽东指示要点校二十四史，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工程。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相应成立，中华书局为其办事处，公司迁址北京。书局的专业终于尘埃落定，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及相关学术著作，承担国家级古籍整理基本项目。

　　二十四史的点校，实为庞大工程，需投入大量人力。而1957年，反右风起，学界人士噤若寒蝉。当时书局主事者金灿然揽才有道，使得那些被划为右派的学者如宋云彬、马非百、傅振伦等，进入中华书局。

　　由于之前出版的《资治通鉴》过厚，毛泽东抱怨在床上看书如练举重。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点校本，便以单本薄册的形式出版。国家意志参与出版，给书局带来的好处是，可避免彼时激烈的政治风暴，成为清幽之地。

　　金灿然曾对同事说：“我们党对宣传出版工作历来是很重视的，对政治书籍的出版工作尤其抓得紧……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搞的是古籍而疏忽大意。搞不好，同样会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