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市政交通一卡通收20元押金，几亿元押金存在银行，一年的利息恐怕不少，这些利息都干什么用了，应该给交押金的人一个交代。”为此，3月20日，北京市民刘巍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邮寄了一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其公开IC卡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息去向。（12年3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如今，用过江之鲫乃至恒河沙数，来状比中国使用公交一卡通人数之众的情况，恐怕都不为过。但是谁想过刘巍提出的问题，或者像刘巍那样提出问题，至今只见刘巍一人。就像物以稀为贵那样，刘巍也以“刘巍”稀缺的原因，更显得难能可贵出类拔萃了。

　　我们且看刘巍之问道理何在。依据交通部门统计，截至2011年5月，北京市已经发放公交一卡通大约4000万张。按照每张一卡通缴纳20元押金计算，押金费用总额，就超过了8亿之巨；再按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3.50%计算，仅沉淀押金的年利息，就高达2800万元。那么，这么多利息是怎么用的？以及IC卡20元成本的构成明细，消费者并不知情。我国《价格法》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制度。而法律人士认为，“交通卡公司属于‘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有其‘为市民服务、为交通运营企业服务、为社会服务’的公益性定位”，因而“对于‘一卡通’押金及其利息的用途等信息，不仅消费者依法享有知情权，而且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应主动公开。这就不难看出“刘巍之问”，不仅合情而且合法，有着坚实的法律规定地支撑。

　　在我看来，刘巍之问就是公民之问，本来，每一位像刘巍这样的公民，都应该以公民的身份，履行公民的义务，享有公民的权利，包括以上论及的知情权。这是一个公民政治觉悟的外在表现，也是思想素质的真实展示。在建设现代文明法治社会的今天，这样的公民自觉非常必要。举例来说，我们都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都对腐败行为咬牙切齿，但是，我们又有多少人，自觉肩负起了监督的责任？恰恰是这些来自民间的监督，成了民主政治的强大推力。

　　想必大家都还记得，郝劲松从04年夏天开始，先后7次将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北京铁路局告上法庭，原因不为别的，就是因在火车上购物和地铁如厕时未能要到发票。这种依法维权的行为，对后来打破行业“霸王条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本人也成了“法治人物”，塑造了“公义之魅”的品格。特别是2007年1月7日，郝劲松在《检察日报》发表致铁道部部长的公开信，要求停止春运涨价；而两天后的1月9日，铁道部官员通过《京华时报》表示，铁道部不会因为郝劲松写信改变原先的涨价计划。但是次日（1月10日）上午11点，铁道部发言人突然宣布，废除实行了14年的春运火车票涨价制度，并且今后不再涨价。这个结果，难道不是公民依法维权的原因吗？

　　因此，多一些公民之问，不仅可以提升公民的个人素质，而且有助于培育健康的执政环境，甚至挤压违法活动的空间。对于垄断行业，也是一个约束，促其决策向公开、公平、透明的原则回归；促使政府承担起公众利益“看门人”的责任。一举多得，多多益善啊。（雷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