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学者在分析我国改革为什么越来越难这一问题的时候,引用了西方学者曾经做过的一个实验——在繁华的街道随机寻找路人,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与投掷硬币的游戏,如果硬币的正面朝上,那么他们将获得10美元;如果硬币的正面朝下,那么他们将失去10美元。这是一个概率事件。但是,和实验者的期望相比,绝大多数路人都不愿意参与这项游戏。

　　这位学者分析,这种现象不符合经济学理论,因为人们的决策是看预期收益的大小。既然朝上或者朝下的概率是一样的,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有50%的人愿意试运气。可是,在实验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害怕失去自己的10美元。而正是这种恐惧感,超过了他们可能获得10美元的满足感。大量实验表明,损失给普通人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等量收益带来的满足感,正因为如此,当人们面对即将发生的损失时,通常会为了避免损失发生而放弃作出选择。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损失厌恶”。

　　当前改革之所以困难,就是因为改革必须向既得利益者动手,让既得利益者放弃或者让渡自己的部分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者反复强调,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不能说这种解释不正确,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看,这个实验可以说明许多问题。但是,从法学的角度分析,人们就会发现,过往的行人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规则以及执行规则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办法和陌生人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他们不知道这样的规则是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知道实施这项规则的硬币是否存在问题,他们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和一群陌生的人达成这笔交易,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选择。也可以说,这不是一个利益得失的问题,而是一个彼此信任的问题。在一个熟悉的社会,建立在信任关系之上的交易,成本最小。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社会,由于彼此缺乏信任关系,因而交易的成本会很高。从事这项实验的人,必须反复向过往行人说明规则,并且让过往行人对规则产生信赖感,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说服他们参与这场实验。

　　如果是聪明的实验者,通常不会使用自己携带的钱币,而是主动地让过往行人掏出自己的硬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除他们心中的疑虑,才能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参与这个实验。这是一个关于相互信任的游戏,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差强人意。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由于实验者与过往行人之间缺乏信任关系,因此,他们不可能说服过往行人主动参与这场游戏。并不是过往行人不了解其中的经济利益得失,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实验者。

　　规则是一切正义之本。假如实验者和过往行人共同参与商定规则(通常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这个游戏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容易被人接受。但是,那些脚步匆匆的过往行人,为什么要和实验者共同制定这样的规则呢?实验者把自己当作游戏的设计者和决策者,他们希望过往行人都能自觉地接受自己的游戏规则,并且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正是这种“决策沙文主义”,使得人们对这样的游戏望而却步。不是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而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游戏是否正义。当实验者要求他们参与制定规则的时候,他们才会对这样的游戏感兴趣。这是一个关于实现正义的话题,是一个规则正义的问题。

　　当前中国改革之所以存在不少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者企图按照传统的思维定式,沿着传统的路径推进改革。行政机关制定改革的规则,要求市场主体和公民参与进去共同推进改革。这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举动。行政主导改革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行政机关制定了游戏规则,然后在车水马龙的人流中,向过往的行人推销规则。这些过往的行人步履匆匆,他们既要考虑到自己的生活和工作问题,同时又要考虑到家庭成员的工作和生活问题。他们知道政府制定的规则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他们渴望稳定,不愿意参与这项改革。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规则的制定权,他们不想在他人制定的规则中继续冒险。如果纠正改革的思维定式,把行政主导的改革变为公民主导的改革,由每个公民自发地选择改革的路径,制定改革的规则,那么,将会有更多的人充满兴趣地围拢过来,改革就不会成为政府的自娱自乐。

　　改革的过程应该成为一个不断寻求共识、凝聚共识的过程。当前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对许多改革举措缺乏共识。市场主体和普通民众渴望改变不合理的秩序,但是,他们没有规则制定的参与权。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制定的规则,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绝大多数人都希望通过理性的讨论改变现行法律规则,国家应该满足公众的愿望,让他们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产生国家主人翁的自豪感。(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