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鸣

　　四川8岁女孩李微微为救落水小同伴溺水身亡。当地政府曾打算为其申报“见义勇为”称号，却未获得批准。当地官方称，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避免盲目模仿，所以建议不为其申报评定“见义勇为”称号。

　　正方

　　拒评小英雄，看似无情实则有情

　　随着时代的进步，从以人为本社会和谐建设的理念来看，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视角，重新审视“见义勇为”的“小英雄精神”就会更理性更人性。

　　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角度来看，并不提倡他们见义勇为，“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原则，实际上彰显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关爱。我们习惯地无限制抬高献出生命的英雄，而忽视了对个体生命的敬畏。

　　见义勇为这种崇高意义的社会公德往往停留在“僵化教条”的道德层面上，试想，哪一位母亲能够做到真正舍得让孩子去“舍己救人”？诚然我们不排除父母“教子义方”的灌输说教。当一个幼小的生命为了救人而一去不复返时，留下的是不尽的伤痛与阴影的痛楚萦绕。

　　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重要。敬畏生命当从尊重个体生命开始，社会应从教育未成年人尊重生命开始。拒评见义勇为小英雄，是在向孩子们传达一种权利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在一切权利中，最为重要的是生命的权利。在权利与道德的均衡中，权利优于道德。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敬畏人的生命价值。

　　拒评见义勇为小英雄，看似无情实则有情。社会从人性化的关爱未成年人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视野就更开阔，思考更深入，就会更理性更人性化。如果大力表彰见义勇为小英雄，就会传递一种错误信号，引起效法，对未成年人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汪代华）

　　反方

　　认定见义勇为，不应有“身份”门槛

　　评定是否符合“见义勇为”的标准，应该是基本的见义勇为事实本身是否经得起考验，而不是见义勇为者的身份。退一步说，哪怕救人者是罪犯，依然要肯定其行为。何况，作为法规，当然不可能规定某一特定群体适合或不适合“见义勇为”，否则就容易涉嫌身份歧视。

　　倡导和鼓励“没有自保能力或不明确危险的情况下”不要轻易救人，或许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乃至对特定群体的有效保护。但是，面对已经确认的见义勇为事实，以“不具备见义勇为的相关要件”为由拒绝，不仅罔顾事实，让逝者难以瞑目，让其家属深感痛心，更让潜在的见义勇为者感到心寒。换句话说，在面临危险时挺身救人，作为一个8岁的孩子，更值得肯定。

　　尽管当地的意见是不为李微微申报评定“见义勇为”称号，但对于其家庭的具体困难问题，由相关部门按照政策规定予以帮助。实际上，李微微的家属明确表示“并不是为了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仅仅是为了给女儿一个名誉”。就是说，当事人的诉求更多的是想为孩子的行为讨一个说法，得到精神层面的慰藉，二者也是很多围观者吐槽的原因所在。

　　最好的处理办法，不是泛化，也不是一概而论，而是对每一个案例，对每一个生命负责。处理得当，每个案例都是一面教人向善的镜子，处理失当，则可能引发一场心灵的矿难。因此，对于这个因救人溺亡的小姑娘，当地政府部门可以不提倡，但不能不肯定，别忘了界定见义勇为的初衷和本质是什么。（高明勇）

　　中立

　　弘扬美德与保护未成年人应有平衡

　　见义勇为是什么？包括《四川省保护和奖励见义勇为条例》在内的法规的定义是：公民在履行特定义务以外，为保护国家、集体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同各种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的行为。从法律上讲，只要符合上述定义的行为便属见义勇为。法律对未成年人见义勇为没有明确规定，不意味着这一总括式的条文也不适用。也没有哪部法律规定实施见义勇为需具备完全行为能力。因此，四川省见义勇为基金会的理由似乎站不住脚。

　　由于涉及到道德的边界，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问题的核心是在弘扬传统美德与保护未成年人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对此，辽宁省进行了认真的权衡。2013年，辽宁省人大修改了《辽宁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将“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规定删除，改为“鼓励采取合法、适当、有效的方式进行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之所以被视为一种高尚的行为，主要是由于在行为的过程中，行为者为了他人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所表现出的崇高精神。因此，对于见义勇为不能仅从行为的结果上评价，而更应着眼于行为的目的与过程。换句话说，即便见义勇为未取得相应效果，在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敬佩与鼓励的。

　　见义勇为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因此，我们弘扬见义勇为精神，鼓励采取适当有效的方式见义勇为，不提倡盲目的见义勇为，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这是一种从结果考虑的理性态度。

　　对于为救落水小伙伴不幸溺水身亡的李薇薇，我们应当肯定她见义勇为的高尚精神。只不过，学校、家长在以此为榜样，培养孩子们见义勇为精神的同时，教导他们要尽量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唯如此，逝者的灵魂得以告慰，让见义勇为的精神在中华大地上飞扬。（刘子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