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是有差异的，因而人有的具备正义的德行，有的不具备。柏拉图的《理想国》开篇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正义者和不正义者谁活得更为幸福？换言之，正义能给人带来什么？

　　古希腊诡辩哲学家色拉叙马霍斯回答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这句话也就是说：带给强者利益的属性就是“正义”。

　　人类既往的历史证明，强者获利并非是与“正义”相关的过程。相反，政治强权、经济强掠、社会关系中的专制强暴等等，往往应判为不正义。然则色拉叙马霍斯的命题，虽然悖谬，却又确乎道出某种“事实如此”，不正义者比正义者活得要好。

　　柏拉图及其师苏格拉底，则既想证明正义者自身非利益的本质，又想说出正义者终归是“活得最好的人”。但这似乎是个“两难”。

　　苏格拉底疾呼：“你以为这是件小事吗？它牵涉到每一个人一生的道路问题——究竟做哪种人最为有利。”

　　但是诡辩家的命题坚固地立着，他高声争辩：“你想象中的牧人，把牛羊喂得又肥又壮，是为了牛羊的利益，而不是为牧人自己的利益吗？你离了解正义与不正义、正义的人与不正义的人，简直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的确，有的人为谋取利益，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有谁还在关心“正义”二字，哪个“牧人”放牧是为了牛羊的利益呢？那种遥远的人类精神的“梦想”，在今天破灭了，业已成为痴话。

　　事实上，历史上存在的一切正义的品格，在人性的祭坛上都是伟岸的！当普罗米修斯把正义给予人类的时候，他便已把自己作为“牺牲”奉上祭坛。孔子为行道席不暇暖，颠沛流离；庄周企盼天下宽容，却难避“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屈原投江，柳宗元遭贬，谭嗣同罹难，纵古而观，莫不如是。

　　善者在人性差异的交往、较量之中，往往处于被动和弱势。其何以予自身以利益，并比恶者活得更好呢？

　　对于正义的品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辨大致有这样三点：

　　其一，伤害任何人（即使是敌人）都是不正义的。因为正义不是“还债”，不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功利行为。报复打击敌人，只能使敌人变得更坏，更为敌对。正义不具备这种品质。正义只能是它自性中的一种善良愿望，予人以德行，使其对象变好，变得富有德行。

　　其二，正义不是为获得自身利益。正义所产生的仅仅是支配它的对象的属性，即如医生、医术的对象是病人，其功能是这一对象的康复、痊愈，仅仅如此。倘若不是这样，便与正义不相干了。虽然在病人面前，医生、医术处于支配的或说强者的地位，但是获益的只能是其对象。世界上所有的匠工匠艺莫不如是，音乐家之于音乐欣赏者；统治者之于被统治的国家和公民，莫不是使其对象获得利益，而自身别无目的，才堪称正义。非此，那么医生的对象便不再是病人，而直接是钱财；乐曲的功能、德行，也不再诉诸听觉的美感，而直接是“挣钱的技艺”；统治者及其统治术，也不再是一个“卫国者”及其管理国家的功能手段，而是其他。这种堪称正义者的“医生”或“卫国者”，总是把他的功能、德行与其所应得的劳动报酬严格地判为两件事。

　　这让我想起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说的“道德”，自身是无功利、无目的性的，才能称为道德。任何染有自身利益、目的的行为都不再是道德的。我们不能设想，一个有德行的人是为了一定目的才去帮助别人。这样的行为固然有，但与“道德”已毫不沾边了。

　　其三，正义之所以可能，须借助一个条件，即人和人性能够抵达永恒不变的真正知识的“善理念”世界，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医生、音乐家、卫国者。只有在这个世界里才能说，世界上的确有着多种多样不同的匠工匠艺，他们是有差异的、特殊的，有着独特光彩的存在。而不能视为单一的、无差异的“谋利的机器”。真正获得了理念世界永恒不变的真知的人，连自己的生命都肯舍弃，宁愿被“钉在高加索山上”，他还会在乎自身是否为“强者”，是否获利吗？

　　接下来，先哲拿出极大的理论热忱和力量，思辨证明这种人亦即正义者，“终是比不正义的人活得好”。这个证明虽然是困难的，但我想这不是别的什么原因，这恰恰是我们与“真正意义上的人”确有一段距离！

　　色拉叙马霍斯继续争辩：“你如果愿意弄明白：最不正义的人就是最快乐的人，不愿意为非作歹的人也就是最吃亏、最苦恼的人，那么，你就去看看这种人吧。”色拉叙马霍斯列举了无数极端不正义而获取的幸福、享乐、掠夺、占有，确实他们“不但没有恶名，反而被认为有福”。但我以为，这正是人类自诞生以来的“悖论”，而正义者不幸而又有幸，永恒地、伟岸地存活在这样一条人类生命的长河中！（邵振国  甘肃省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