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说过：剥夺一个人独立自由的最好手段，是剥夺他的资本——比如，“谈说之士资在于口，处士资在于意，勇士资在于气，技艺之士资在于手，商贾之士资在于身。”谈说之士的资本就是那三寸不烂之舌，处士的资本就是他那一套想法，勇士的资本就是他的勇气，技艺之士的资本就是他的手艺，商贾们的资本就在于他的身家。（《算地》）他对秦孝公说，治国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们的这些资本统统作废，然后到国家体制中讨饭吃。经济不独立了，还怕他们什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

　　墨子谈过自己收入的正当性。《墨子·鲁问》记有一个城郊的隐士叫吴虑的，冬天制陶、夏天耕种，自比于舜。墨子听说了，就去会会此人。此人对自己生活方式的道德价值颇自得，对墨子这样不耕不织却穿衣吃饭的人颇不屑，揶揄墨子道：“义啊义呀，做就是了，哪里用得着到处鼓唇摇舌做嘴上功夫？”墨子说：“你所说的义，就是能给别人出力，能给别人分财吧？”吴虑曰：“当然有这层意思。”墨子说：“我种田，分给天下人，每人分不到一升；我织布，分给天下人，每人分不到一尺，我能解决天下人饥寒吗？我打仗，一个人抵不住三军，我能救天下诸侯之患吗？所以，我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探求其思想，通圣人之言而研究其言论，然后流布天下，在上者可资之治国，在下者可助其修身。这样，我虽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功劳其实超过耕织呢。”

　　墨子之前近百年，孔子在中原大地上行进的时候，就被一个荷蓧丈人嘲讽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不知道，人的“四体”，固然需要用来分清和播种“五谷”，但人类的发展却也需要有人来整理和传播“六经”。整理“六经”需要“学而不厌”，“四体”也要勤奋才行。办教育传播文化，需要“诲人不倦”，这也说明了“诲人”其实是很让人疲倦的体力和脑力的双重付出。

　　孟子也遭到过类似的责难。《孟子·滕文公下》记一个叫彭更的人，挑衅地问孟子：“您老后面跟随着车子几十辆，人员几百个，从这国吃到那国，不是太过分了吗？”孟子说：“要是不合理，就是一小竹篮饭也不能接受别人的；要是合理，就像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算过分。”彭更说：“反正我还是觉得读书人不干具体工作而白吃饭，是不可以的。”孟子说：“照这样说，只有耕田的农夫才能吃饭，只有织布的妇女才能穿衣？木工、车匠不也有吃有穿吗？这是交换！假如这儿有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在外尊敬兄长，遵守先王之道，并以此来教育培养后代的学者，但他却不能以此换得一口饭吃，你觉得这合理吗？木工、车匠不耕不织，可以吃饭，行仁义的人不耕不织就该饿死？”

　　有一个叫王子垫的，问孟子说：“士，做什么事的？”孟子回答两个字：“尚志”。王子垫问：“什么叫尚志？”孟子回答：“行仁义！”（《尽心下》）

　　孟子自认为是道的代表而俯瞰藐视诸侯，他指责那些诸侯都是双重罪人——罪人的罪人：“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告子下》）但，行仁义的人，却要去罪人那里讨饭吃，这是历史的无奈，却也是他们难免的尴尬。

　　在先秦，只有庄子可以免除这份尴尬，他自食其力——靠自己编织草鞋为生。于是，他也就正如他所说的斄牛（牦牛），虽然不能执鼠谋生，却能冲决机辟、罔罟，获得自由与独立，当然，也无须面对墨子孟子碰到的那种道德质疑。（鲍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