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人创办了一家私立博物馆，然而博物馆设立指路牌，却无处申请审批，无奈之下只好自己竖立了一个指路牌，多年来，多次被相关执法部门摘掉。

　　申请立一块指路牌，相关的部门都说不归自己管。而为什么不能受理，有的部门的回答居然是“不为什么”。然而等自己立起来了，相关的部门又都来制止、处罚。指路牌当然不可以随便立，但总该有合法的路径。执法部门既然认定自立路牌不合法，指出了违法的缘由，就有告知怎样做才合法的义务。各部门为何全都“讳莫如深”？

　　更吊诡的是，不许私立指路牌的地方，却有一些指路牌一直屹立不倒；拨打路牌上的报装电话，对方在身份上表现得很神秘，称只要每年交1.5万元，他们给立牌后就合法了。合法与不合法的界线就是交钱。公共资源成商品，并不新鲜，比如某些城市的人行道被城管部门拍卖，变成“收费停车场”；比如一些海岸线要么被圈起来，要么承包给企业或个人，承包人向政府交了钱，公共地带便成了私有地盘，用于谋利。

　　一个小小的指路牌每年竟要收1.5万元费用，“许可人”神秘兮兮，或许是他们自己也觉得这种行为不够磊落。抑或是相关部门都有分红？否则为何全都避谈合法立牌渠道？打击“非法立牌”上为何那么步调一致？

　　即便相关部门都是清白的，1.5万元立牌费与他们或大多数部门无关，不告知合法立牌途径的做法，也不是政府部门应该有的表现。政府行政行为，不管是执法，还是审批，本质上都是公共服务。服务的终极目标是被服务者满意，满足被服务者的合理需求。“指路牌十年坎坷”的故事，给当前的行政改革、政府转变职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与课题：政府的服务意识与职能，应与审批权的减少呈反向加强，并完善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体系建设。（马涤明 摘编自2014年9月20日《广州日报》，原题为《“指路牌十年坎坷”拷问服务型政府》，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