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国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行列，学生人数逐渐减少，教育经费逐渐增多，各级教育的供求关系已经极大地改善，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通过教育创新，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是包括社会文化价值、教育体制机制、教育内容方法等的整体转型，它是以文化更新、理论创新为先导的。但教育创新并不是人为的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改变现实，创造未来。也就是说，通过教育创新改善教育的可及性，帮助边缘群体获得教育，弥合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性别之间的教育差距；通过创新改善教育品质，克服严重的应试教育弊端，为明天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合格公民。今天，特别需要重视改变应试教育所依赖的知识本位、学科中心的价值，走向学生中心、生活本位的教育，依据生活而重塑教育。

　　这需要重新认识教育变革的机制和路径，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新机制。为什么自下而上的教育创新是重要的呢？因为教育本质上是一个因地制宜、自下而上的生长过程。日本著名教育学者佐藤学认为，主要发生在教育内部和基层的“静悄悄的革命”，“是植根于下层的民主主义的、以学校和社区为基地而进行的革命，是支持每个学生的多元化个性的革命，是促进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革命。”它使学校最终成为一个学习共同体。

　　系统科学的研究，认为对一个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复杂系统，自组织机制往往更具稳定性。加拿大著名的教育政策研究专家迈克·富兰通过对世界多国教育改革的追踪研究发现，不少政府强力推行的教育变革在轰轰烈烈开展之后往往无疾而终，教育改革的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因为在一个保守的体制中推进改革，没有人能够计算出这一复杂过程所有相关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解决的办法不是靠政府或专家外在的强迫和控制，不是设计一个尽善尽美的方案，而是更多地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革。由学习型个人、学习型组织组成的学习型社会，才是推动复杂变革的真正动力。

　　植根于大地之上、在学校和教室之中发生的“静悄悄的革命”，是一个有机的生长过程，凝聚着整体性变革的基础性力量。这个启蒙过程越有深度和创意，未来教育的变革之路就越清晰。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活跃的创新探索和基层实践，没有一大批具有首创精神的学习型个人和学习型组织，整体性的体制改革也往往难以奏效。

　　教育家和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创新最重要的来源。在大致相同的制度环境中，总有一些地方、学校、教师、家长能够做出不同凡响的业绩。无论地方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企业促进教育创新，都取决于一个具有创新思维、勇于改革现状的个人。

　　在2013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上，与会者认为学校是可能发生变革的重要载体，要特别重视校长的创新作用。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谈到，实质性的教育变革比较容易出现在非主流的教育边缘，出现在体制外的教育。这是因为政府提供的教育只能做“不错”的事，无法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政府特别需要学习的，是对教育创新有宽容和吸收的弹性，使得体制外的创新能够被接纳、融入正规教育而得以推广。

　　此外，教育创新的路径，还有对外开放促进教育创新和网络促进教育创新。在信息化和互联网的时代，通过新技术改变学校教育和学习方式，是教育创新的重要内容。需要认识到，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文化。我们固然需要互联网、MOOC、智能手机和ipad，但更需要汲取自主性、开放性、个性化、互动性、非行政化、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服务至上、公众参与、信息公开、资源共享等互联网思维，使它们融入现行学校和教学，从而产生革命性的反应。

　　在大教育的新视野中，教育不再只是学校的事，教学不应局限于教室。学校应当扎根于社区，促进教育的社区化、生活化，按照青少年生长的实际需要、按照生活重塑教育。家庭是孩子人格养成和个性发展最重要的场所。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构建一个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今天，我们身边正在出现越来越多自下而上、局部的、零散的、非制度化的自主创新和教育探索，也在出现像LIFE教育创新这样关注和聚集各种创新与探索的平台，这种微改革、微创新、微公益不仅可以帮助许多具体的个人，而且指明了互联网时代教育创新的新特征：通过每一个人的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参与，促进教育范式的整体转变，最终“使变革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杨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