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在1827至1830年间发表的世界文学观念蕴含了世界主义和本土主义两种既矛盾又统一的价值观，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文学百年来不断追求与世界联结的愿望。从20世纪初郑振铎提出的“文学统一观”，到20世纪80年代的“走向世界文学”，再到21世纪伊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乃至最近国内热衷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无不显示了这种渴望。这种渴望中包含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论述，经历了从理想到现实，从世界主义到本土主义，从吸纳到输出的转变，但“成为世界文学”始终是其不变的追求。

　　那么，如何成为世界文学？

　　翻译是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首要选项。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定义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 refraction）”，以及“因翻译而增色加分的作品”。第一个定义之所以重要，在于提出了一个“世界文学”的公共空间。民族文学不是天然就能成为世界文学，而必须像光线发生折射那样，穿过语言、文化、时间、空间等构成的介质，在椭圆形空间中反射出的第二个焦点，由此形成一种混杂、共生的作品。“椭圆形折射”理论预设了文本经过翻译被扭曲和变形的必然，但这是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必须付出的代价，最终会使原文本获益。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各种翻译理论，是从不同角度和领域，对译本之于原本的独立性及其价值进行研究。而这些研究，都给世界文学理论以启发和鼓舞。达姆罗什的定义可说是受翻译理论启发而产生的当代世界文学理论最重要的成果。而莫言获奖，再一次证明了达姆罗什的论断。莫言小说的葛浩文英译本存在大量改写和变异的现象，已经被研究者所证实。如果我们取原作本质主义的态度，它们就是次级的衍生品，但如果从世界文学角度看，这些译本体现的就不只是文本的遗失和变形，更显示出两种文化的碰撞和对话，以及文本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移植与重生，因而对中国文学是有益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通过翻译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受限的。翻译受译者、市场等因素的制约，而最终取决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中国是外国文学翻译大国，每年有海量的外国作品翻译到中国。比较之下，又有多少中国作品翻译到国外？又有多少优秀的译作产生？我们对此并不乐观。如果我们都挤在翻译这座独木桥上，相信了达姆罗什的话，认为成为世界文学只有这华山一条路，那是目光狭隘的表现。

　　成为世界文学至少还有另外四条途径，是以前中国学界所忽略的。

　　其一是区域世界文学。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副教授唐丽园写于2010年的论文《反思世界文学中的世界：中国大陆、台湾、东亚及文学接触星云》是一篇研究东亚区域世界文学的佳作。按照西方的世界文学话语，世界文学的形成从欧洲开始，然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区域。因为占据了所谓“源头”的优势，西方文学被安稳地放置在世界文学的中心区域，而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地区的文学，则被置于边缘区域。唐丽园认为，这样的世界文学话语应该被打破，新的世界文学研究必须采纳对文学、文化和民族更多元的理解。唐丽园这篇文章考察了东亚地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韩国现当代文学中普遍存在的互文、改写、挪用、交流等现象，指出其创造出了一个相互平等、彼此混合、边缘模糊的文学接触“星云”，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共同体。唐丽园期许如此分析非西方文学作品在区域内的交互作用，有助于整合与重塑“地方的”和“全球的”概念，为世界文学找到一条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并接近区域中立的途径。

　　其二是汉语世界文学。“汉语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和应用，是彰显世界文学的“中国性”，用中国文学影响世界文学的有效策略。所谓“汉语世界文学”，套用的是“英语世界文学”“法语世界文学”“西班牙语世界文学”等概念，指的是一种语言文学跨国界、跨地区流通的现象，既包含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也包含世界文学的中国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拥有强大的基础，除了中国大陆，还有中国台湾、香港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他们以中文及其文化为根，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史书美（Shu-mei Shih）在《视觉与身份：跨太平洋的华语表述》中，提出了“华语语系”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中国之外和处在中国或中国性边缘的文化生产场域的网状系统”，那么这个网状系统中生产的文学就是“汉语世界文学”。

　　其三是华裔世界文学。这是以血统作为联系纽带的世界文学，有犹太裔世界文学、非裔世界文学，当然应该有华裔世界文学。所谓华裔世界文学的概念，是指来自中国或有中国血统的作家，用其所在国家语言进行创作的一个群体，如华裔英语文学、华裔法语文学等。目前北美华裔文学的影响尤其大，谭恩美、汤婷婷、赵建秀、裘小龙、哈金等，都有重要的影响。对于这些作家所在国来说，他们是本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但从族裔角度看，他们又是世界化了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如同双重国籍一样。历史上，林语堂、张爱玲的英语作品，也是被当成美国文学的一部分的。在当今族裔多元、血统混杂越来越普遍、跨国迁移越来越频繁的时代，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将这些作品拒之门外。

　　其四是中国文化影响下的世界文学。它是指在异文化空间中，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碎片式存在。前几种形态的世界文学都体现为具体的文本，是一部部完整的作品，而这里中国贡献的世界文学并不以独立、完整的文本形态出现，而寄生在受中国文学与文化影响的域外作品之中，构成了这些文本的重要元素；这些作品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学文化对世界各国文学的影响是广泛存在的，在东亚各国如此，欧洲、美洲也是如此。诗人庞德通过翻译创作的诗歌《神州集》《刘彻》，以及化用了许多中国文化文学元素的《诗章》，都属于这一类作品。现在美国有一批学者研究的“跨太平洋诗学”（Trans-Pacific Poetics），着力点就是美国文学中的东亚文化元素。费诺罗萨、庞德、斯蒂文斯、摩尔、斯奈德、叶维廉、车学敬、凯鲁亚克、金斯堡、肯尼斯·雷克斯罗思、约翰·凯奇、加里·斯奈德、罗伯特·布莱、默尔文、罗伯特·哈斯等众多美国诗人和作家的创作中表现了这些元素，从而构成了“跨太平洋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跨太平洋诗学”不同于传统影响研究，它摆脱了仅重视文本影响和文化还原的狭隘思路，从民族志、翻译、互文旅行等多角度切入，对这类美国诗人和作家作品中蕴含的地域之间对话、想象、相交、混杂、统一特性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目的是探究中国文化如何注入以欧洲文化为根基的美国文学，帮助其形成自身特性。这一类世界文学中，中国文化融入异文化最深，影响最持久，也最重要，它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追求的最终结果，理应受到重视。

　　总之，世界文学是一个复数，有多样形态的世界文学，任何一种世界文学都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持续增强中国文学母体，使之从多种途径不断扩大国际影响，让世界文学具有更多的中国性。（谢江南 刘洪涛，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