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文学常常表现人与城市的疏离？

　　●城市文学为何着力于日常生活的铺陈？

　　●文学如何构建人与城市的亲密关系？

　　●从《海上花列传》到《长恨歌》，城市文学还有哪些可能？

　　一种城市“口吻”？

　　中国现代文学里的“城市”是个与“乡土”相对的概念。城市被新文学“觉知”，是从切身具体的人际关系的变化开始的。以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为例，一部由几十场宴会支撑、结构的作品，场景频繁变换，人物进进出出，作者却懒得交待其身世背景，顾自叙说下去。初读者常觉一头雾水，非要待到对陌生变动的面孔渐渐麻木了，方能进入《海上花列传》的世界。而这岂非城市的一种特质？为完成某件事或实现某个明确的目的，人物集结聚会，事散人散，实无必要了解对方来历或费神记住其面目。至于环境么，那不过是个办事场所而已。

　　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怀念起老套的章回体小说，后者在人物出场之际总要铺垫一下。不仅是为了阅读的通畅，或遵循章回叙事的成规，恐怕还有乡土礼俗惯性的潜在作用。费孝通讲，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那里的人们天然倾向构建熟悉的环境氛围。或许可以把章回体中详细的人物介绍与乡里人见面时热络的“唠家常”叠合起来观察体会：后者作为农耕社会的交际原则或礼仪，并非要触犯你的隐私，而是想经营一种“有机的团结”，让彼此摩挲浸润在“熟悉”里。以此看《海上花列传》，在抽离土地、无视环境变化的人际交往中，能依稀触摸到城市的现实纹理，而叙述人处变不惊、流畅故我的声腔口吻表明，这似乎已是个老到的城里人了。

　　一种现代“想象”？

　　学者范伯群、栾梅健曾主张将《海上花列传》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标志，且不论这源点是否精确，但城市与文学的现代想象（尤其是对现代中国的预设）密切相关却毋庸置疑，《子夜》里的“上海—中国”模式即为突出的代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海上花列传》与后来城市书写中常见的漫游者、流浪者视角，对当下的耽溺、欲望的张扬及人心的隔膜等主题勾连起来。不少学者感叹新文学史上甚少典型的城市文学，大部分作品中的城市仅是个相关背景，与城市构成内在关联的文本难得一见。这听来不无道理，但怎样才能完整全面地展现城市？像上世纪90年代邱华栋、张生那样把故事落脚在城市且遍布城市真实地名的作品，算是城市文学的理想范本吗？

　　这就涉及实存的城市与书写之城的区别。我们对城市的理解与呈现，建立在大量的城市意识与城市知识之上。在我看来，人与环境的疏离（即城市沦为相关物）恰恰是城市文学的关键特性。它是离家的文学，出走土地的文学，孤独个体的文学。

　　在乡土社会，土地绝非单纯的耕作对象，它是老伴、盼头和信仰，一个可通感交流的灵性同类。土地与栖居其上的以乡族为单位的人群构成了神圣的、具有融汇的爱之意味的整体。耕作土地的过程，让家与血脉的人际关联、敬畏天地及天人合一的意识深深嵌入个体的心坎，而城市与人却没有这种牵系。为什么城市的书写总是趋于破碎？为什么城市老是沦为背景或相关物？理由很简单：这里不是家，不是“我”的土地。不再有禁忌与畏惧，城市如同一片去魅、物化的场所组合。日渐繁琐的职业分工更加剧了人与城市整体（包括风景与他人）的隔膜。用学者殷慧芬的话：“我们很少把自己看作城市的主人。我们永远认同自己的籍贯，尽管城市已经成为我们生命的载体。”

　　有时候对城市地名张口即来的书写，也仅是变相的城市漫游者行为。叙述人愈是频繁地列举地名，愈是暴露了身为外来者的他与城市的疏离；那不无好奇、钻研批驳的观看便是疏离的标志。无论哪种书写模式，城市的对象化、景观化都是无可逃脱的宿命。变换的仅是态度：或欣赏同情，或困惑失据，或针砭挞伐。这种状况迄今仍未得到根本的扭转，我们对城市的想象，奠基在无可救药的“他者化”的对立思维上。时下热闹的城市底层书写便是显例：对底层的关怀焦虑，须借助猎奇暴力的风景涂抹，这究竟是痛惜还是轻慢？

　　纵观新文学的历程，城市文学每每与现代派或现代主义一路纠葛，如上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80年代刘索拉、徐星的作品，以及近年来格非、徐则臣、叶弥小说中对城市人生存状态的叩问等。这并不意味着城市系现代派或现代主义意识的“副产品”，恰恰相反，城市文学的精神实质就是现代逻辑本身。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从土地、自然中的剥落。和谐共生、敬畏神圣的存世之道崩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主客分离基础上的疑虑戒备、分析计量的姿态。二是现代个体的放逐与重构实践。一个从土地离析出的看似独立又漂泊无依的个体，可谓城市现代性的最大杰作与悲剧。就此而言，《海上花列传》里的赵朴斋与路遥《人生》里的高家林实为同一谱系的人物。一个念念于我的现代主体日益壮大触目，世界（包括土地、环境与人群）成为他的背景或相关物。

　　一种生活“回归”？

　　新时期以来，城市的书写出现了一种新的构思倾向：把自我安顿于日常生活中，着力于日常生活的铺陈。从刘震云、池莉领衔的新写实的城市书写，到王安忆的《长恨歌》，以至滕肖澜的上海故事，蒋一谈、帅泽兵的白领小说等，都属于这一类型。日常生活的出现，系城市文学向自己出生地的一次“回眸致意”。创作者试图通过日常生活的发掘来弥合人物与环境的割裂，其实质是要把城市当成家来组织营构，一种回归土地、克服孤独的潜在冲动。这从《长恨歌》中王琦瑶的生活轨迹可以体会到：王从上海小姐的繁华舞台上退隐，从轰轰烈烈的历史中抽身后撤，一直撤到逼仄却充满油烟气的平安里。其人生走向就像一则华丽的人类回归母体子宫的寓言。平安里，这名字多像家的呼唤！而王琦瑶正是在这个现代飘摇变换的景衬里开启了她真正的居家传奇。

　　孙甘露曾说：“上海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乡村。”但谁知道“某种意义”的字面下隔着多少山山水水！不少人指责当下的城市构思沉湎于欲望尤其是性欲的抒写，殊不知其中亦蕴含着城市文学自我反拨、救赎的努力。在城市的文学构思中，救赎与欲望并非对立的两极，就寻找家园替代品的角度而言，欲望的追逐中本就隐含着不自觉的救赎因子。我们需要制造某种贴近、切肤的体验来构建熟悉的氛围，这便是城市书写纠缠于欲望的原因。只有在彼此的抚摸熨帖中，才能说这是真实的，是我能理解掌握的。而这岂非瞬间的乡村、家园？

　　“城市”能否“回家”？就城市文学的诞生及当下的写作来看，“城市”的回家或救赎之道很难在其内部完成，倒是在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生态小说里能看到某种救赎的希望、价值的借鉴。这并不意味着城市一定要退回自然或乡村，但必须反思我们观察的态度、立场以及那坚执的自我或主体边界。否则，城市文学的书写将难免陷入格式化繁衍的沼泽。(李丹梦)

　　作者简介

　　李丹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著有《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欲望的语言实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