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2卷本《王朝闻集》，以及王朝闻其他著作。

王朝闻创作的《毛泽东选集》封面浮雕。

1997年，侯一民为王朝闻所作速写。

1941年，王朝闻在延安鲁艺美术系进行雕塑写生。（吴本立 摄）

　　王朝闻是中国20世纪杰出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和艺术教育家，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在22卷本的《王朝闻集》中，他留下了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以及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艺息息相关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今天，重读王朝闻的著作，更见出其文艺批评的鲜明特点。

　　辩证：思想的深化

　　王朝闻早年从事艺术创作。艺术实践的体验和经历不仅决定了他日后形成的美学思想具有“发于感悟”的鲜明风格，也影响了他由欣赏切入、同创作者心心相通、鞭辟入里又深入浅出的艺术批评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王朝闻从艺术创作转入文艺评论，直到“文革”前大约17年间，出版了《新艺术创作论》《新艺术论集》《面向生活》《一以当十》等6部文集，均是针对各个时期艺术创作问题所写的评论和发表的演讲。它们曾影响了美术、文学、戏曲等文艺领域的几代人。

　　王朝闻在这一时期评论的主要指向，是以创作为中心的艺术规律问题以及艺术欣赏问题，他反复阐述的观点有反对艺术风格的一般化、简单化和单纯模仿，强调面向生活和创作中的想象等。他提倡“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实际上是他对艺术美的追求和探寻，是对新中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思考和建构。由于他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领导职务，并负责《美术》期刊工作，所以他不是作为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对“纯理论”进行抽象思辨，而是以饱满的热情和机智活跃的思考，挥动着批评的如椽之笔，同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艺一同前行。他密切关注着文艺创作及理论的现状和动向，以敏锐的感受和体察，及时作出判断，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艺术见解和主张。他的文艺批评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这种紧密联系实际的学风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体现，成为他艺术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

　　王朝闻文艺批评和美学理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突出的辩证精神，从他“文革”前的一系列著作中，可以看到这种辩证思想也在不断深化。例如，在早期论述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时，他一方面提出：“对于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是决定作品内容好坏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技巧的重要条件。”“画家不论如何富于创造力，总不是呼风唤雨的神仙，不是点石成金的术士。没有生活经验作为创造的资本，任何优异的天赋都是骗人的鬼话”。另一方面，又强调艺术形象应以“不全之全”达到“一以当十”的效果。可以看到，辩证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使王朝闻艺术批评理论和美学思想朝着更加深刻、丰富，也更为辩证和全面的方向发展，形成他文艺批评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欣赏：创造的继续

　　在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这一时期，王朝闻不但把艺术创作规律作为艺术批评及理论研究的重点，还开始重视艺术欣赏问题。他在1957年写的《再谈齐白石的画》一文中，就提出了所谓欣赏，是观众进行“再创造”的心理活动的论述。翌年，在《欣赏，再创造》一文中对“欣赏”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分析了艺术欣赏就是欣赏者的审美心理活动使作品得到丰富的过程——每个欣赏者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情绪记忆，当他们进行想象和联想的时候，虽然不脱离作品所描写的基本特征，在某些方面却可能有很大出入，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中国传统美学中虽有“诗无达诂”之说，但像王朝闻从审美活动的角度去研究，明确地提出欣赏是创造的继续，在国内还是最早的。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德国兴起了“接受美学”，随后在美国出现所谓“读者反映批评理论”及“主观批评”理论，开始把接受者引进艺术本体的研究领域。

　　“文革”期间，不仅艺术创作难以真正地“百花齐放”，艺术理论和批评更是不可以越雷池一步。王朝闻一度感到艺术评论处在夹缝中的艰难，但他凭着对艺术的敏感和深入思考，既没有也绝不在某种时风下人云亦云，乃至推波助澜。他采取了迂回策略，谈艺术作品的魅力，谈艺术创作规律和表现技巧，谈艺术欣赏的美学。“文革”一结束，他的三卷本文艺论集立即出版，为新时期文艺界的拨乱反正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8年，经历了人生险阻和历练的王朝闻已年届古稀，他的人生和学术也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其理论研究也发生了转变：研究范围从艺术延伸到社会、自然、人生的许多方面；研究中心由艺术美转为审美活动和审美关系，尤其集中于审美心理活动；研究目的从创造“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转移、扩展为“创造善于鉴别美丑的大众”，这些也成为他艺术批评的特点。

　　批评：现实的关注

　　“文革”之后，王朝闻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审美对象的社会意义的发掘也更为深刻，对人（包括作品中的人和现实中的人）的审美心理揭示得更加细微。

　　王朝闻文艺评论的现实性，也由前一时期对艺术现状的关注，转向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他所热情颂扬和培植的，不再仅仅是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还有包含真和善在内的高尚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情操，他反对生活中假恶丑的事物和低俗的趣味。在《审美心态》一书中，他指出审美趣味有高尚与低级、丰富与简单、深沉与浮浅的差别，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生活中都能正确理解，“某些讨好观众的硬滑稽，某些把肉麻当有趣的现象，某些为了迎合低级趣味，也就是丧失了自尊同时意味着不尊重观众的现象，以及在美化舞台、美化城市、美化服装、美化刊物……方面所出现的某些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表明这种美化意味着丑化”，而“艺术所反映的伪装的美大量存在，实际生活里的丑并不那么容易识别。甚至存在着以权谋私，贪欲和虚荣的丑被别人当作有才能的表现（说他‘真份儿’），引得起别人的赞赏和效尤”。王朝闻提出，必须培养和提高人民的审美鉴赏力，使其具有更高尚的情趣和品格。

　　随着王朝闻对“审美心态”研究的深入，在他的艺术评论中“接受美学”的特点更为显著。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艺术批评是“发于感悟”的。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像王朝闻那样谙熟绘画、雕塑、工艺美术、民间艺术、戏剧曲艺等诸多门类，并且对每一门艺术都充满了探索的浓厚兴趣。王朝闻具有超乎常人的审美敏感，而且能够在欣赏中生发出精辟而独到的艺术见解。他的艺术评论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更不靠引文连缀的支撑，而是从切身感受出发，从一些现实的、具体的、特殊的现象分析入手，像说书人之于听众那样，交谈般地把读者引进自觉、非盲从的理论的、抽象的评述之中。

　　王朝闻在分析艺术作品以及对艺术欣赏时，都是结合接受者的审美心理活动来进行的。他认为，一切形式美和人们的理想与愿望有关，同时，它也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形态的反映，而且它的社会作用与人们的感觉经验密切联系。观众“是结合着自己对生活的评价来接受的，而不是盲目的简单的‘收到’”。观众不只是艺术的欣赏者，也是“裁判者”，观众也参与创作。这种对于接受大众的尊重同其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是一致的，它们是王朝闻艺术批评及其美学思想研究的指向和归宿。

　　今天，重读王朝闻，其文艺批评的鲜明特点令我们深思：因通晓多种艺术形式而对于艺术创作切中肯綮的见解；对于审美心理深入透辟的解析和以受众为本的批评意识；充满机智辩证的思考方法及平易、亲和、时有诙谐的表述方式；特别是从呼唤“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到“创造善于鉴别美丑的大众”，其中所反映出的对于社会现实深切关注的批评指向和归宿，对于当今艺术批评来说，不正是所需要而又所缺乏的吗？王朝闻创立了基于审美而极具辩证精神，能够激发正能量的艺术批评范式和批评理论。在开创中国文艺繁荣新局面的今天，他的理论和精神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邓福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