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民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对不合理或极端化“民意”的合理约束。 资料图片

　　当今时代，互联网以及新媒体的普遍使用，开拓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局面。然而，与之相对，在这个过程中舆情的过度情绪化表达蕴含的民粹主义倾向极具危害性。舆情作为一种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呈现出情、知、意的特殊结构，与心理学研究意义上的知、情、意结构不同。这主要是因为舆情作为一种政治指向性很强的个体和群体心理活动，是心理学意义上的基本态度在实际应用层级上的体现，在种种应用中具有情绪表达更为突出的特点。如民众对一些社会刺激性事件先有明显的感性表达，包括热情的赞扬或尖锐的批评、抱怨等现象，在互联网以及新媒体社交平台上，几乎随处可见各种情绪化表达的情况。如果只是先有一个情绪化的表达，或只是一般性的批评和抱怨，或紧跟着一种明智和理性的思想判断将情绪化表达加以调整，那么，这种表达不是过度情绪化表达，而属于一种正常社会心理现象。依照实际发生的相关案例，过度情绪化表达不仅是一种先表达出来的感性反应，而且还是很强烈的、持续性的感性反应，它没有或缺乏理性判断作为情绪宣泄的支持，也不会以一种理性认识和行为选择来结束，它是比较明显的过激、偏执、狂热以及混淆是非等情绪和行为倾向。

　　围绕利益诉求而产生的过度情绪化表达，一般先源于个人。但在实体社会和网络社会中，会出现由个人转变为人群集聚并产生的过度情绪化。在互联网及新媒体日益普及的今天，这种现象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问题。从舆情角度看，过度的情绪化表达破坏了民众社会政治态度表达自身的合理性，使情绪背后的合理利益诉求发生扭曲，使合理性的利益诉求向不合理性利益诉求转化。可见，过度情绪化表达不仅仅是情绪本身的一种单纯表现，它是以情绪为伪装，对利益的一种“特殊索要”，是让包含具体利益诉求“偏好”的某种民意走向极端的位置，从而谋求利益诉求的最大化。由此，这个过程里面开始滋生和繁衍出民粹主义的病菌。

　　民粹主义也被称为平民主义。这个概念在最早出现时并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后来则演化为一种具有消极和积极双重意义的理论词语。历史地看，这个概念主要反映了鼓吹所谓“人民至上”“平民优先”的一种比较鲜明的“极端主义”政治立场，并在一些社会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还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的表现就是“煽动群氓的造反精神，崇尚以势压人的街头暴力”，是一种“极端思潮”。也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代表了一种政治策略，这种策略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直接演变成出于政治控制需要而对民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鼓动和利用，以达到自身而不是民众利益的政治目的。从舆情角度看，民粹主义是把民意或民众的利益诉求推向极端化的一种思想表现，是鼓吹“民意至上”，或以极端的眼光看待民众的利益诉求。专门研究民粹主义的学者在剖析民粹主义具有的双重性时就指出，它“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哪怕这种情绪和意愿从长远看明显不利于社会进步时，也坚持这种极端平民化的主张”。很明显，过度情绪化表达通过不合理利益诉求的内容和方式，追求对其情绪和利益诉求的“绝对顺从”，其核心无疑就是民粹主义问题。

　　过度情绪化表达包含了对表达者利益的一种不正常追求，从而带来两种需要警惕的现象，一是过度情绪化表达的盲目从众现象。很多案例证明，依靠情绪而不是理性支配的种种社会群体行为，都会对社会秩序以及参与行为者本身带来各种伤害。二是过度情绪化表达的群体操纵现象。如果说社会从众现象更多地表现为参与者的自发行为，那么，受操纵或被别人利用而表现出的过度情绪化行为则是被动的。

　　从社会危害的角度看，过度情绪化表达直接带来的“束缚”，表现为出自民意的不合理诉求，在内容和方式上都获得了社会利益群体、党派、组织等社会运行框架中一些关键点或力量的支撑，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束缚性”的整体障碍，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束缚。例如，在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扭曲的选举民主成为一些政治家把政党利益置于民众政治利益至上的东西，过度干预政府行政工作，带来社会秩序、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困难甚至困境。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实情况看，这种具有“束缚性”的整体障碍一旦形成，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普通民众只有不断品尝其苦果。现在，不少学者开始反思在西方民主观念和制度选择直接影响下形成的社会政治生态，开始认识到，西方社会的政党政治作为一种对民意诉求的群体操纵现象，其本质就是寻求一种利益表达方面的操纵，使政党凌驾于政治之上、政治凌驾于民主之上，这不仅让西方的民主制度蒙羞，而且开始让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出现破溃甚至衰败，不得不反过头来寻找如何使被不良束缚困扰的政府再变成所谓“强政府”的方法。

　　从保障社会发展的基本秩序和推动社会良性发展的角度看，过度情绪化表达现象和民粹主义的泛滥，不是一个小问题。本来，互联网提供了推动民主监督的好机会，但一旦过度情绪化表达占据了上风，就会改变这种好端端的“民意约束”本该有的优点，而把“约束”蜕变为一种“束缚”，甚至是“扼杀”。最近，美国学者福山等人即根据发生在美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指出了西方民主政治面临的困境乃至衰败，并呼吁重新建立政府与法治、民主问责之间的良性关系。

　　当前，中国的依法治国、深度反腐、深化改革以及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经济结构调整，正在推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走向前所未有的最好时期。在这样的关键时点上，倡导和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意义非凡。在民主健康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形成两个不可偏废的“约束”：一是要“约束”权力，防止过度的权力对合理民意的侵害；二是在政治民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对不合理或极端化“民意”的合理约束，其中包括反对网络舆情在内的过度情绪化表达，防止不正常民意的张狂给政府执政、社会治理等造成侵害，防止形成目前奉行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的那种破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束缚性”的整体障碍。在这方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强调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在政治协商、社会协商和基层协商等不同层级、不同领域，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以此防止过度情绪化表达和民粹主义风险，无疑具有重大意义。（王来华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舆情表达机制建设与协商民主体系构建”首席专家、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