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受访者认为人人都可以发布信息，制谣传谣成本低

　　为什么新媒体上的谣言屡禁不止？调查中，61.3%的受访者认为人人都可以发布信息，制谣传谣成本低；59.5%的受访者指出一些公共号、大V等出于牟利目的制造谣言；38.8%的受访者感觉微信等新媒体传播环境较封闭，辟谣难度大。

　　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周敏认为，微信与微博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新媒体。微信相对来说是封闭或半封闭的，更像过去传统社会里坊间的社会关系，传递的消息类似于口口相传。谣言因为有熟人的推荐和转发，传播次数会呈几何级数地增长。

　　当下，借助夸张的标题和内容获取大量粉丝、传播量后，通过企业投放广告费生财，是微信营销目前的标准做法。周敏指出，微博和微信上存在一些营销公号，它们为博取关注而制造谣言的行为值得警惕。

　　调查中，47.8%的受访者感到公众对日常生活充满怀疑和缺乏安全感。37.4%的受访者直言网友缺乏分辨谣言的能力和常识。36.8%的受访者指出网友对谣言危害认识不足，随手传谣。

　　有专家表示，谣言不断被转发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关系到人类基础需要、威胁到人们基本安全的东西，往往最能引起共鸣，这类谣言如此热传恰恰正中“痛点”——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并不安全。二是这类谣言能激发人们的保护欲望。 制造恐慌是谣言传播的常用手段，而谣言又恰好能激发人们保护重要亲友的欲望。

　　“人的本性趋向于相信坏的事情。谣言传播最严重的领域，往往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有值得讨论的地方，而且不需要特殊的专业背景。”周敏指出，个人往往缺乏分辨信息真假的能力，过于相信媒体中传播的消息。而在越来越追求点击率的情况下，媒体的新闻专业素质正在受到威胁，一味追求及时发布，就会忽视新闻的真实性。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权威部门失声更导致谣言广泛蔓延。调查中，57.4%的受访者指出权威部门不能及时发布准确信息，45.4%的受访者直言权威部门公信力弱，38.1%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对谣言的监管打击力度不够。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指出，事件本身越重要，信息公开得越不充分，谣言越可能得到充分传播。只要官民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不消除，老百姓对谣言的热衷程度就难以降低。

　　若谣言造成严重后果，谁该为此承担责任？调查中，排在首位的是“制造谣言的个人或机构”（74.7%），其次是“未尽到把关责任的新媒体平台”（64.6%），之后才是“相关监管部门”（56.0%）和“传播谣言的网友”（49.9%）。

　　受访者认为制造谣言者和新媒体平台最该为谣言承担责任

　　调查显示，新媒体谣言泛滥，72.7%的受访者认为会困扰公众情绪和正常生活，66.4%的受访者直言会破坏正常经济和产业秩序，59.9%的受访者认为会污染网络环境，47.0%的受访者担心会引发群体性事件，40.8%的受访者认为会造成不正当竞争。

　　“公共关系学中有句话叫，‘当谣言走遍世界的时候真理还在穿鞋呢’。公众应该意识到，谣言的传播具有一定的不可挽救性和伤害性。”周敏认为，当下媒体应该继续保持深度调查和反思质问的优良专业传统。对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媒介素养，改变自己对信息接收和传播的态度，在转发消息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考虑是否真实，以及是否会对他人造成不良影响。

　　如何减少新媒体上流传的谣言？调查中，68.8%的受访者期待公共事务信息及时公开，越透明越能安定人心。63.2%的受访者希望惩罚恶意的谣言制造和传播行为。59.5%的受访者希望改善社会坏境，增强公众安全感。56.8%的受访者建议新媒体平台清理有造谣纪录的公共账号。51.7%的受访者建议对常见谣言准备应对预案。40.1%的受访者表示应提高网友科学素养，不信谣、不传谣。

　　“计划生育奖励金假新闻”事件，让黎越对社区管理产生了新的认识。以前如果有新政策下来，他们会用张贴告示和走访通知的方式进行告知。在新媒体时代下，如何继续保持工作的公开透明，保证信息能准确到达每个社区群众，这是黎越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或许我们自己也能开通一个专业的网上平台，与这些谣言的制造者相抗衡”。(记者 黄冲 实习生 马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