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日本“讲谈社”出了一套《中国的历史》丛书，多名历史学者用严谨治学的态度、通俗易懂的叙事写史，在中国受到热捧。说出你对我的理解，让我更加理解你，人民之间的了解，往往需要通过这样的交流，点滴积累而成。

　　而如果在交流中不带耳朵，缺乏倾听的意愿，事情就会走向另一面。比如钓鱼岛问题，在日本政府所谓“国有化”决定之前，中方多次严正表达态度，近年中日学界更是挖掘出许多钓鱼岛归属中国的关键史料。但日方对此完全忽视，仍强调“国有化”比私人“购岛”要好。中国人民不能允许丢掉钓鱼岛，搁置争议不是放弃。而日方不仅否认争议的存在，还把问题渲染成事关日本生存的战略安全矛盾，把中国描绘成对日本整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的邻国，使得日本公众对中国的误解越来越深。

　　日本对外常强调要坚持走和平道路，但日本领导人又对人们谴责和反思7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相当敏感。在今年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日官方鲜见与受害国人民实现和解的努力，反而表现出历史认识的暧昧，有时还用“中国威胁论”转移话题。这必然刺激两国人民之间的对立情绪。

　　中日两国已经耽搁了推动东亚合作的许多机会。东亚原本最具多元和宽容特点。记得在越南胡志明市看到一处所在，里面供奉着各路“神明”，有佛像，有穆斯林做礼拜的地毯，也有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画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这里和谐相处、各拜其神，在东亚以外的地方，恐怕很难看到。

　　正是秉承宽容精神，东亚各国逐步形成了纵横交叉的“同心圆”合作架构。以东盟为中心，以10+1、10+3合作为主渠道，由10+6对话构成外延。从1985年到2014年，全球经济总规模增长了6.2倍，而东亚经济体（东盟+中日韩）的经济总规模扩大了9.3倍。30年前，东亚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到17%，现在达到25%，四分天下有其一。

　　亚洲区域合作之所以取得这般非凡成就，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国家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程到本世纪初，中日两国推动区域合作的抱负一直非常接近，且合拍。那也恰是东亚合作机制建设突飞猛进、各种创意层出不穷的时代。

　　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秉持和平合作的地区政策，但出现多种作用力在冲击东亚合作进程：地区争议问题突出带来干扰，美国“重返亚太”强调安全议题增加复杂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着区域发展。而作为东亚合作曾经的重要推手，中日两国陷入关系紧张，在东亚平台上也时常相互回避和怀疑。

　　东亚合作进程的“退行性”变化，将削弱本地区的竞争力，中日都不可能从中获益，双方需要认真考虑如何重拾改善和发展关系的地区视野。东亚区域合作曾是我们这个地区共同的骄傲。欧洲一体化走的是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类同国家，超越地缘分歧，一步步深化联盟的路子，而东亚走的则是跨越制度和价值鸿沟，多重构建、梯次整合的路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人类社会的启示意义不亚于欧洲。

　　习近平主席说过，“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等合作机制，将为东亚合作提供更为宽广的舞台。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地区议程回归积极内容，重新由合作事务主导，而不是总被消极和争议问题牵动。历史车轮滚滚，发展时不我待，期待中日关系和东亚合作早日回到敞开心扉地对话、宽容互惠地合作的轨道上来。

　　（傅 莹 作者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