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态学理念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人们越来越关注社会现象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反映大众心态、折射社会心理，并与社会保持着动态平衡。当前，我们的语言生态系统中出现了一类格调低下、内涵庸俗的词语，如“叫兽”“砖家”等，人们称之为“低俗语”。

　　低俗语产生有四大途径。一是生活中的脏话经由网络变形受到广泛传播，如“草泥马”等；二是电脑输入法运用而呈现的象形创造，如“我艹”等；三是源于英文音译或方言发音的文字化表达，如“碧池”“坟蛋”之类；四是网民自黑的创造性词语。从功能上看，低俗语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以情绪宣泄为目的的网络谩骂、以恶意中伤为手段的语言暴力、以粗鄙低俗为个性的网络表达。

　　网络为低俗语泛滥提供空间和便利条件

　　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为当下低俗语的泛滥提供了空间和便利的条件。首先，是空间。网络话语权平民化的趋势不仅改变了“由谁说”“说什么”的传统格局，同时还给“怎么说”带来了新的问题。一些人把网络世界当成了“私域”，把生活中的一些低俗语稍加变形，就放到网络空间。其次，是技术手段的“便捷性”。比如，字库扩充了，一些原本不容易输入的生僻字如“艹”“屮”等，能够很方便地输入电脑；输入法具有记忆功能，一些新造的词只要曾输入过一次，下一次只输入声母，这些词就能动态调整到前端显示；网络检索也具有记忆功能了，一些原本“不入流”的新词由于网民检索而成为网络热词，网络热词出现了，网络百科辞典就需要跟进释义，而网络百科辞典的收纳和释义又客观上加速了低俗语的传播和推广，造成不断有新网民从中汲取“养分”，成为新的低俗语的使用者、传播者。如此看来，说语言是一个生态系统一点都不过分。

　　如今，低俗语不仅流行于网络，还有向传统媒体蔓延之势。近年来一些报纸、杂志、电视节目忘记了公共媒体的社会责任，为博取大众眼球，随意使用一些低俗语作标题的现象屡见不鲜，为低俗语的泛滥推波助澜。

　　与此同时，网络“大V”和公众名人因为言论分贝高，传播面广，也比普通网民具有更大的“示范效应”。他们中的一些人忘记了自己的公众形象和社会责任，言论低俗、用词鄙陋，客观上也为低俗语的泛滥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然而，以上还仅仅是低俗语泛滥的外在因素。标新求异，跟风从俗，才是低俗语泛滥的根本驱动。据一份基于南京某高校192份样本数据的调查报告显示，7.8%的大学生认为低俗语很时尚、很有“范儿”，42.2%的大学生认为低俗语表达的意思丰富，29.7%的大学生认为使用低俗语能缓解压力，还有20.3%的大学生纯属跟风。年轻人是当前网络低俗语使用主体，他们中的很多人尚处于心理叛逆期，同时又处于自我意识觉醒期。这一群体在互联网卷起的低俗语的浊浪中迷失了方向，把庸俗当时尚，对抗传统道德成为这一群体的外在符号。

　　当代低俗语的雅化与内涵变异发人深思

　　传统低俗语主要流行于口语层面，以宣泄情绪和恶意攻击为主。如今的低俗语则表现出了新特点，而这些新特点发人深思。

　　其一，对低俗语的“脱敏”与“雅化”倾向。比如低俗语“草泥马”被赋予了动物形象，比如古诗中“不学梅欺雪，轻红照碧池”中的“碧池”，已被低俗语的创造者、使用者、传播者赋予了与原意完全不同的粗俗的涵义。如果说脱敏低俗语的早期使用者还具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基本的羞耻心的话，那么今天的这种雅化低俗语，则是直接以低俗为时尚并在刻意追求低俗了。

　　其二，相对于书写形式的变异，低俗语给传统道德带来更大冲击力的是内涵变异。当恶俗被雅化为可爱，报纸上出现披着羊驼外衣的“草泥马拜年”也就不足为奇了。内涵变异使一些低俗词语具有了极强的派生能力。这些或名词或动词或形容词的词语或用于公开羞辱、或用于低俗褒扬、或用于自黑自贬、或用于品评高下、或用于自我宣泄、或用于恶意攻击，更多的时候是用于表现使用者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少了一份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心和尊重意识。

　　其三，从低俗语的使用主体来看，其使用者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不仅知道“碧池”的原始意义，也知道该词内涵变异的现状；而古源性低俗语如“屮”“艹”“艸”与“草”的对应使用，也说明其使用者至少需要具有一定的汉字学、古文字学常识——相对良好的教育和相对低下的语言格调之间的矛盾，提示我们不仅要反思我们的语言生活，也应该反思我们的教育。

　　从低俗语的语用功能看，古人用犬马、臣妾、拙荆以示自谦，太史公在写给同僚的书信中就曾自称“牛马走”，如此看来，以犬马喻人渊源有自。流传到后世，“犬子”“狗剩儿”等词语不仅用于自谦，还可以用于命名，以至于演变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固然受制于传统社会森严的等级秩序，但更多与使用者自谦的心态和传统道德制约有关。世事变迁，“拙荆”“贱内”因其明显的对女性的歧视已被“内人”“爱人”等词语取代，“犬马”之类的词语在旧时就没有低俗的语义色彩，恰如今日“草根”一词，语义贴切、形象，又能充分反映使用者在现实面前对自我的客观认知。然而，“草根”在今天的使用已成强弩之末，粗俗的自黑语的使用却泛滥猖獗——当自谦变成了自黑，使用者心态的畸变也在语言生态层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低俗语传播也出现了新特点。如，其传播有从自媒体蔓延到传统媒体之势；低俗语已经走出网络，走向生活；低俗语使用者有从有意识使用向无意识接受转变之势，有从成人向儿童蔓延之势，等等。

　　低俗语不仅污染语言，而且危害社会生态

　　低俗语泛滥，直接冲击语言生态。最直接的表现是对语文和语文教育的冲击。低俗语要避俗，就必须假他字或他词以行其低俗之实，这种假借行为时间久了、应用多了，假借字和假借词便被无辜地赋予了低俗的语义，这时候就需要重新假借。原本中性的词语因假借行为而变成低俗词的如“日”“鸟”皆属此类——这就是语言污染。我们日常生活使用的汉字大约3500个左右，低俗语借用污染了一部分字，就需要重新使用另一个字来避俗。中性的“草”敏感了，低俗语又开始污染古源性的“艸”“屮”等。如此污染下去，不仅会给我们的语言生活带来无尽的文字记忆负担，还有可能使我们陷入失语的窘境。语言污染还给语文辞典编纂带来麻烦。辞典编纂者面对低俗词或这些被污染的词语时，需要考虑是否要收录这些词，收录了这些词还需要考虑那些被污染的词语是否需要解释假借义，等等。

　　低俗语不仅冲击语言生态，还间接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造成危害。言语是冲突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化解冲突的重要手段。言语冲突有不同的层次，有理性争辩，也有低俗谩骂。大量攻击性、诋毁性词语的存在容易将理性争辩引入低俗谩骂的歧途。如果说网络上的低俗语谩骂引发的还是言语冲突的话，那低俗语生活化的结果就不仅是语言冲突，而且是行为冲突了：生活当中由谩骂引发的个体斗殴不胜枚举，比如体育活动中用低俗语攻击对手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就屡见不鲜。

　　低俗语的存在有其社会基础，也有其使用的语域和语境。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原来的言论私域变成了公共空间，经网络放大的声音不仅有民意，还有恶意中伤、肆意诋毁的低俗语。偶发的个体事件被拿来丑化、符号化一个职业群体，“叫兽”“医牲”等低俗语人为地制造了社会阶层和职业的对立，渲染警民、师生、医患矛盾，聚集社会戾气，激化社会矛盾，冲击人际互信之堤防，其社会危害不可视而不见。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一个民族，无论其文化如何创新、语言如何变异，优秀的传统文化依然需要继承。和气文雅、谦逊有礼，是语言交际文化的核心。低俗语割裂民族文化传承、背离听者感受，充斥性别歧视和语言暴力，其内涵是赤裸裸的本能性欲望，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悖于传统语言文化的价值追求。有学者曾称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如此，低俗语就是笼罩在精神家园上空的雾霾。

　　自然界本就有雾有霾，雾霾偶发，可视为大自然五彩样态中的一种；语言本就有雅有俗，雅俗共赏，方显现出语言的洋洋大观。雾霾横行，人类会自觉反思其成因，探索其治理之方；语言生态系统也一样，当低俗语泛滥于我们的语言生活中时，我们同样应加以重视与疏导，维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 陈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