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崛起的标准，远远不止于经济总量，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

　　许多人谈到“大国崛起”时，更多地将目光投向经济建设的成就与国际地位的提升。“不学礼，无以立”，虽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关于“国民素质”的质疑，时有耳闻。

　　一些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也曾有过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不相称的情况。19世纪末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韩国等，都曾因国民素质备受诟病。今天，我们同样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如何“文明崛起”？

　　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民族崛起的标准，远远不止于经济总量，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如果一个民族长期处于精神贫瘠状态，经济的发展迟早会遭遇新的瓶颈。

　　文明崛起，首先要清晰认识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大意义。

　　相当长时间里，许多部门往往重经济工作而轻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又常常简单视之为吹拉弹唱的业余生活，并没有和国民素质、社会文明联系起来。

　　我以为，尽管文化建设存在众多不同的门类，但是，塑造一个民族基本的精神面貌始终是一个根本的任务。从科技水平、劳动效率、遵纪守法，到知书达礼、互助友善、见义勇为，国民素质的方方面面无不来自文化环境的长期熏陶。

　　人们常说，未来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的竞争。许多时候，这种观点也可以具体表述为：民族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竞争。很难想象，懒散、无知、缺乏自律精神的社会成员，能够真正肩负民族的未来。“十三五”规划把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明确提出，正体现了党中央高瞻远瞩的眼光。

　　文明崛起，要有更切实的措施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准。但是，许多时候，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并没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

　　如果说，物质生产可以直接地改善人类的物理环境，那么，社会的文明程度即是全体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求真、向善，继承优秀传统家风，重视友爱孝亲和睦，这些都是人文环境的组成部分。我们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仅停留于观念层面，而将日常空间让渡给不良风尚。要将社会文明落实到各种生活细节之中，从过马路、候车、让座、照章驾车、文明旅游等小事做起。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文明崛起，需要进一步倡导国民的公共意识和理性精神。

　　一方面，各级政府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使各个群体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公共资源和基本公共服务，避免某一个群体因为利益诉求无从表达而产生被社会抛弃的感觉。另一方面，要增强公共意识，积极倡导社会成员以理性的方式处理社会事务，形成完善的沟通和利益协调机制。

　　文明崛起，需要从建立诚信中国开始。

　　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人曾经把诚信作为“国之宝也”，认为是“民之所庇也”。治国理政，无信不立，故而，我建议，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制度，增加失信和破坏规则的成本；从政府诚信开始做起，为诚信中国立范；从一件件小事抓起，如恶意欠薪、非法集资以及“为晋升职称而抄袭论文”“为买房而伪造纳税证明”等造假行为，等等。诚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环节的塌陷可能造成连锁反应。

　　大国之大，既是国土之大、国力之大，更是民心之大、民德之大。古人说，知易行难。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的提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锲而不舍，才能以中华文明之崛起，实现真正的大国崛起！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朱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