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不仅是我党的优良学风，而且也是中国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优秀品格之一。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出自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汉武帝时期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位置上，儒学内部也出现了脱离实际、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空疏学风。特别是在西汉末年，今文经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更是虚幻离奇、荒诞不经。王充的《论衡》就因“疾虚妄之言”而作。他指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不论谁提出的理论，不论什么样的理论，如果与事实不符，都不会得到民众的信任。同时，正确的理论还必须用来指导实践，产生实际的效果。他又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那些只会背诵圣贤语录，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所谓理论家，不过是徒有虚名。

　　王充还指出，入山见木，长短无所不知；入野见草，大小无所不识。但是既不能伐木建屋，也不能采草和药，这样的人就如孔子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者也。崇尚学贵有用，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学术品格之一，近代学者将其称为“实学”。“实学”提倡“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各种知识必须变成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实功”“实效”，也就是王充所说的“贵其能用之也”。儒家实学学风所提倡的“学贵有用”，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道德实践方面。儒家思想的基本思路是修齐治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掌握了道德理论知识，必须用于自身的道德实践。比如孝道是儒家提倡的最基本的人伦道德，汉代主张“以孝治天下”，在全社会进行“举孝廉”活动，凡是孝敬父母的人就可能被推举做官。巨大的利益吸引一部分人弄虚作假，甚至出现“举孝廉，父别居”的情况。这种不良风气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所以到了明代，王阳明说：“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我们说某人是孝子，不是因为他会背诵《孝经》，而是因为他确实有在家侍奉父母、尊亲顺亲的行为。

　　其次是在社会事功方面。一个人学习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主要应用于经邦济世。如南宋永嘉学派的叶适认为，后代的腐儒错会了孔子的义利观，“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结果导致国家财用枯竭、国力衰竭，只能靠纳贡称臣维持在江南一隅的苟延残喘。叶适说：“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欲为圣君贤臣，必须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治理方面见到实效。

　　最后是在科学探索方面。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受到思想家的重视，北宋程颐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各种自然科学知识被称为“格物之学”，包括天文、历法、算学、舆地、医药、水利等。不过在理学末流空谈性理学风和八股科举制度的引导下，这些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不尽如人意。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更是远远落后于西方世界。如明末思想家、科学家徐光启所指出的：“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因此必须向西方传教士学习那些天文、数学、物理、水利、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以解救明末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徐光启在谈到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泰西诸君子”时指出，“其实心、实行、实学，诚信于士大夫也”。这里所谓“实学”，既包括从西方传入的“格物穷理之学”，如物理学等，又包括从西方传入的“象数之学”，如天文、数学等。徐光启引入西学，“补益王化”的活动在短期内产生了积极的效益，这不仅表现在《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一大批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出版，更重要的是表现在辽东前线抗击后金军事进攻的战争中和后来的水旱灾害治理中。

　　不论是道德伦理知识，还是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都必须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这样才能发挥各种知识的应有效果。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张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