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流互鉴，远非单向的“文化输入”

　　中外之间从未中断文化的碰撞。那些远赴中国的外国人如何生活、有何遭遇、怎么看待中国，又如何参与推动中国的变化，是美国学者史景迁《改变中国》一书的主题。在这本书中，作者选取了17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300多年间的16位西方人士，看他们与中国有怎样的“文化相遇”，而中国文明又是怎样在一次次的“刺激”中进行调适。

　　从汤若望、南怀仁到鲍罗廷、陈纳德，从天文历法、西方医学到国际贸易、现代军事，这些“洋人顾问”带着专业技术、抱有特定使命踏上中国土地，试图用各自的方式“改变”中国。然而，历史证明：文明的对话不是为了改变，而在于交融。

　　马克思曾说，“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即便是带着先进理念和技术而来，如果不摸清现状、条件、传统，就一味地想着“以旧换新”，也容易陷入“两不相宜”的尴尬。比如，早期的传教士们希望从历法入手，用科技专业来劝服中国人皈依天主，重构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这种“巧思”终告失败。历史事件和人物或许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文明的交融同样如此，中西方如果不能对自己有深入的认识、对对方有全面的理解，“由来已久的误认”还会发生。

　　文明的交融不是单向的“侵入”，而是双向或多向的“交流”，中国文明也曾在西方投下巨石、掀起巨浪。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西方正是为了寻找通往东方的新路，才有哥伦布的远航，是为了通往东方而意外发现了美洲。有历史学家说，这是“被中国发现的欧洲”，而一位西方的诗人也说，如果你听到了东方的召唤，就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了。在西方的启蒙时代，莱布尼茨呼唤“现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伏尔泰感慨，“中国是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可以说，正是中国和东方的召唤，推动了西方文明走出中世纪的蒙昧状态、迎来现代文明的曙光。

　　21世纪，依旧是世界走进中国的世纪，但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世纪。留学生、企业、国际组织、民间交往等，搭起了中外互通互融的桥梁。应该承认的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外国友好人士的倾力相助，“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中国人的历史传统，设立并颁发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等荣誉，也是对文明友好交流的致敬。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流互鉴，远非单向的“文化输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文明交融、友好传承，其根基在民众、在每一个人。

　　“这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志趣不在这里，而是在中国。”正如书中讲述的美国人伯驾的故事，中国从未失去对世界的吸引力，也不会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伴着东方古国发展而产生的文明交融新故事，才刚刚开始。（李洪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