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门必须处理好以下两方面关系：一是“放”与“管”的关系，二是“权”与“责”的关系。“简政”不是“减政”，“放权”不是“弃权”。调整后的处室权力不是没有了，而是更优化了；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

　　县处级干部，既是政策落实者，又是基层治理主导者，而辽宁省简政放权，正是从“权力不可小觑”的处级干部下手。据报道，2016年下半年以来，辽宁省政府55个部门精简处室85个、减少行政编制296人，其中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192名。简政放权不是剪指甲，是割手腕。政府从自己身上开刀，砍掉10%的处室，的确难能可贵。

　　只是，现在还没到给“砍掉85个处室”鼓掌的时候。

　　首先，十分之一的处室可以砍掉，说明以前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虽然其中一些处室是随着权力下放而失去了存在必要，但肯定有部分机构属于因人而设，“先有和尚后有庙”。就像媒体报道那样，“不少部门有3个人的处，一正一副一员，根本干不了太多事儿，就是安排干部、解决级别”。这种情况全国各地都有，纠偏刚开始，且慢点赞。

　　其次，“砍掉85个处室”易，转变人的“官念”难。医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顽疾单纯依靠减少官员数量恐怕不行，治本之策还是应当清除官员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传统“官念”。计划经济时期，企业生产、产品调拨、生产生活资料分配以及资金、技术、人才流动等统统都由行政机关说了算，造成了人们市场经济意识不强、契约精神缺失、服务意识淡薄，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习惯于围着政府转、不信市场信市长、“央企再大也是企业，科长再小也是官员”。近年来辽宁瞄准软环境建设持续发力，可谓抓住了“七寸”，而且取得了明显效果。但“官念”的转变绝非一日之功，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第三，简政放权看着是做“减法”，其实是做“加法”，是通过精简机构压缩编制提升行政效能。“减法”做得好不好，最终还是要看是否做出了“加法”效应甚至是“乘积”效应。一看减少行政权力后，企业和公众的自主权是否增加了；二看减少行政审批后，公共服务和监管是否增强了；三看行政成本降低后，政府的行政效能是否提高了；四看改革的阻力清除后，发展的动力是否更强劲了。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有关部门必须处理好以下两方面关系：一是“放”与“管”的关系，二是“权”与“责”的关系。“简政”不是“减政”，“放权”不是“弃权”。早在1941年，《解放日报》即曾就“精兵简政”发表过社论，指出简政“不是恢复于‘简陋’；也不是提倡粗枝大叶的‘简略’”，而主要该做的是“建立正规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延安时期如此，现在也是这样。如何把简政放权做好，做到放活不放任，管好不管死，对于每个政府官员来说，都是一道全新的考题。

　　欲解开这道难题，必须处理好“权”和“责”的辩证关系。辽宁砍掉85个处室，又对其余400余个处室进行了调整优化。调整后的处室权力不是没有了，而是更优化了；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以前“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管的都是芝麻谷子小事，现在微观经济干预职能弱化后，更强调的是抓大事、议长远、谋全局。以前多部门审批，多一个部门多一道闸，市场不活跃；现在进入市场的门槛降低了，市场主体更多样，监管和服务比审批更需要耐心、毅力和本事。

　　简政放权的效果怎么样？辽宁把省政府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由省人社厅改设在省政府办公厅，与省政府督查室整合，实现政府部门督查和考核二合一，从而倒逼职能部门提高执行力。待到绩效管理部门考核后拿出一份公众满意的答卷，那时再鼓掌也不迟。（作者 毕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