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还是希望古籍数字化能有一套起码的标准通行。会议主办方、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尹小林提出了建设古籍数据库的八条标准：其一，有确定的底本和书目提要；其二，文字差错率小于万分之一；其三，有简繁体两种文字，并实现相互对应；其四，应带有新式标点；其五，含高清版的底本图像（可实现8倍缩放）；其六，提供智能化的全文检索（Unicode内核）；其七，具有智能数据分析统计工具；其八，可实现多种数据格式的转换和输出。这八条标准都是在古籍数字化工作过程中逐渐总结形成的，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因而获得了与会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与建立标准息息相关的还有资源整合问题，河南新乡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毛建军认为，资源整合是一项庞大而长期的工程，非朝夕之间能够完成，建立古籍数字化资源导航库将不失为一种方便快捷、切实可行的整合方式，并建议从数据库类型、建置单位和数据库主题三种途径进行导航设计。

　　标准如纲，导航如网，纲振网举，方可尽揽群籍。

　　（二）版权之争——天下公器，安能独私

　　由于古籍真正的作者皆已作古，无法穿越时空来捍卫自己的原创地位，因此古籍早已作为文化遗产被纳入了公共知识的范畴。所谓古籍的版权，实际是针对整理者而言的。

　　如今常见的古籍绝大多数都已被点校出版，版权握于传统出版社之手。为了避免纠纷，数字出版者们只好舍近求远，返择古本为底本，重起整理之炉灶，可还是难免“抄袭”嫌疑。

　　古籍整理犹如积薪，后来居上，一代又一代学者无不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向着理想中的最佳版本一步又一步迈近。前人遇到的坎，后人学会跨过。前人走错的路，后人不必再走。如果因为整理在先，传统出版便将大批古籍资源垄断在手；如果因为点校相似，数字出版便被想当然地认定有侵权之嫌；那么古籍的命运就当真堪忧了。

　　中华书局编审刘尚慈不无遗憾地说：“真正的最佳版本存在于当下，就是那些经过专家标点校勘过的本子。我们的古籍最应该数字化这些本子，可惜却受到版权限制，没有办法进行。而真正拥有版权的出版社，却又没有能力进行。”

　　高校古委会秘书处副秘书长卢伟希望在互联网上建立一个开放的资源平台，“怎么能够在共享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让大多数的学者都愿意把自己的成果投入进来”，是这个平台建立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