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尚钺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成长，和他相处了30多年，如今更加怀念尚钺同志。 尚钺革命的一生是很不平常的。青年时代，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得到鲁迅、李大钊的教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至1927年，鲁迅和尚钺过从甚密，鲁迅日记中记录了和“尚钺”“仲吾”（即尚钺）频繁的会晤、通信和稿件往来。当时，鲁迅已是誉满全国的文学家，而尚钺还是20多岁的青年学生。尚钺常常提到这段难忘的往事：“当初，鲁迅先生那样亲切地、耐心地关怀和教育青年，曾一字一句地给我改文章，使我一生得益匪浅。我要学习先生那样去关心、爱护青年一代。” 尚钺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地参加了刚刚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他是莽原社和狂飚社的重要成员。他的小说集《斧背》、《病》是我国早期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品，鲁迅在总结中国早期新小说的发展史时写道：“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 尚钺在北京大学毕业，正值北伐战争，他脱下学生装，回到自己的故乡——豫南农村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准备迎接北伐军。后来，在李大钊的指示下，他到了上海和武汉，经郭沫若的介绍，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事变中，蒋介石、汪精卫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尚钺并没有被吓倒，勇猛前进，1927年9月在开封入党。 尚钺革命的一生充满传奇性的经历。他自己说：“革命，必须置生死于度外。如果不是许多同志的掩护和营救，我不知已死了多少次。”1931年，尚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任《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当时发生了著名的“东方旅社事件”，党的秘密会议场所被敌人发现，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以及左联成员胡也频、柔石等30多人被捕，后来大部分人被杀害于上海龙华。尚钺也赶去参加会议，被扣押盘查，但尚钺事前知道旅社中住着一个国民党官员，准备了一封求见的假信件，敌人看了这封假信，在忙乱中未及仔细追查，以为是抓错了人，将他释放，尚钺同志这样才脱离了虎口。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废寝忘食地从事历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长时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到“四人帮”的疯狂迫害，丧妻失子，精神上、肉体上备受摧残。但他坚持着、战斗着，不向邪恶势力低头。每当我回忆起和他一起被关在牛棚里，他劝慰、勉励我和那些坚定、乐观、充满信心、卓有远见的话，我的脑海就会浮现出一位战士、学者、良师的高大形象。 对待青年，尚钺是一位严格认真、诲人不倦的导师。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学校急需补充历史教师，他在短短的几年内培养了几十名研究生。当时人手缺乏，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工作，夜以继日，倾注了大量心血。今天，他的学生大都成了学术骨干。他对青年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谁有缺点，他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是在批评的背后，你会感受到一种善意的热情。 尚钺对中国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研究，但他转而从事历史研究时已近中年，所以他常谦逊地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为了进行革命，他一生从事过各种职业：记者、作家、厨师、报务员、商人，等等。尚钺同志很重视理论，但不囿于成说，最重视创新，在史学研究中能从大处着眼，勇于探索，创立新说。尚钺同志的主要学术观点，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他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新见解，它们构成他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系统的看法。 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是长期聚讼未决的问题。尚钺根据自己的理解，从多方面研究了中国的古代社会，不同意“西周封建说”，也不同意“战国封建说”，而提出“魏晋封建说”，成为与前两说鼎足而峙的第三个学派。尚钺认为：从西周到春秋初，主要农业生产工具是石器，“由于生产工具的原始性，就决定这一漫长时期，中国社会还不能完全脱离原始公社的脐带”，当时基本的生产关系“是以家长制公社为基础的早期奴隶制的关系”。他用较丰富的史料论证了从西周初年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社，怎样发展到春秋时以地区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并指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劳动者——“庶民”“国人”主要是公社的成员，是自由民，他们和皂、隶、舆、台、仆等奴隶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他认为：从战国到两汉才是奴隶制发展和走向没落的时期，并从生产力、社会分工等各个方面对这一历史的转变做了详尽的论证。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在解放以前也有别的学者提出过。尚钺指出至迟在明代中国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并指出这一经济现象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他搜集了大量史料来论证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农产品的商品化，某些地区自然经济结构分解的趋势以及当时阶级斗争、思想意识所带有的新的特色等。 尚钺同志坚强的革命意志、勤奋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他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继承。他虽享八十高龄，但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批判”，失去了进行研究的条件，他的才能和知识未能充分发挥，许多想做的工作没能完成，这是令人痛惜的。我们应该允许和鼓励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培养在相互尊重之中进行平等讨论的风气，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研究繁荣昌盛。 （戴 逸 摘自《尚钺先生》，文章有删节，标题有改动，该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12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