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说是诗史，但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鲁迅用他独特、灵动、活泼的形式，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 一、社会时代背景 鲁迅的年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他１７岁时，戊戌变法；３０岁，辛亥革命；３８岁，五四运动；４０岁，中国共产党诞生；５０岁，九一八事变……他历经并见证了这一时代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以自己对救国救民之路的探索融入了这个时代。 从对百日维新的失望，对实业救国何以此路不通的考量，到弃医从文以唤醒民众为己任的抉择，是一代知识分子对救国救民之路的探求。 从《药》中革命者的人血馒头到《阿Ｑ正传》的“不准革命”，是对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思考。 从《狂人日记》到“左翼”文学，是对反帝反封建、“启蒙＋救亡”二重奏主题的激昂呼号。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赵京华说，鲁迅用他独特、灵动、活泼的创作形式，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中国２０世纪的历史进程。 鲁迅谈及自己的杂文，“不敢说是诗史”，但“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到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及九一八事变，现代中国的重大事件，通过鲁迅笔下的军阀政客、遗老遗少、绅士清客、“革命小贩”、“第三种人”、“洋场恶少”、“叭儿狗”、“落水狗”、“假洋鬼子”等跃然纸上；对章太炎、李大钊、瞿秋白、柔石、殷夫、刘和珍等革命先驱、先烈的感人描绘，深入人心。 因之，斯诺把鲁迅比作“法国革命时的伏尔泰”和“苏俄的高尔基”。他为我们书写了一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百科全书”。（来源：新华社） 二、特定人生经历造就独特的性格 少年时期的鲁迅 家道中落 感受世态炎凉 看问题深刻且尖锐 13岁那年，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锒铛入狱，此后他的父亲长期患病，终致死亡，家境败落了下来，因此卖了房子。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间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说话了，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于他幼小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事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求学时期 弃医从文 拯救国民精神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 。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倘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 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 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众多的“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在淡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鲁迅受到极大的打击，这时他已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 的思想不但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