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8月13日的日记中，他还对吴梅村与顾亭林的诗也做了一番比较：

　　晚读吴梅村《长平公主诔》，泪下不止。宓夙爱顾亭林与吴梅村之诗，近年益甚。盖以时势有似，故感情深同耳。比而论之，亭林阳刚，梅村阴柔，各具其美，一也。亭林诗如一篇史诗，叙明之亡；梅村诗如一大部小说，皆合其诗集全部而言之，二也。亭林诗如《书》经，梅村诗如《汉书》外戚传及唐人小说，三也。亭林诗如《三国演义》，梅村诗如《石头记》，四也。亭林写英雄，而自己即全诗集之主角；梅村写儿女，而深感并细写许多各色人物之离合悲欢，五也。亭林诗，读之使人奋发；梅村诗，读之使人悲痛。亭林之诗正，梅村之诗美，此其大较也。然二人者，其志同，其情同，其迹亦似不同而实同，不得以“亭林遗民、梅村贰臣”为说也。亭林诗，黄师曾注释讲授，碧柳亦早称道之。而能言梅村诗之美者，陈寅恪与宓也。

　　除了这样的比较外，吴宓曾认为在他的同时代人中，自己似吴梅村（1952年3月21日日记云：“碧柳可比杜甫，宓则吴梅村耳。”），而陈寅恪似顾亭林。1958年8月25日，当他听说刘文典在昆明病故后，校方初疑为自杀，不与开追悼会，后查明事实而开会时，却有学生拒绝参加，不禁感叹道：“呜呼，今益服王静安先生1927之自沉，不仅为大仁大勇，且亦明智之极，生荣死哀，不屈不辱。我辈殊恨死得太迟，并无陈寅恪兄高抗之气节与深默之智术以自全，其苦其辱乃不知其所极。”对陈寅恪“高抗之气节”的赞赏，更见于1961年8月30日和31日日记。1959年10月31日日记则云：“‘应制诗’乃顾亭林所断不肯作，吴梅村不得已而偶作，黄晦闻师与碧柳所断不肯作，宓不得已而偶作。”陈寅恪在面临政治压力时那种“壁立千仞”的态度，令他联想到了顾亭林。故在1962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说：“并世师友名贤中，独陈寅恪兄为能‘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有‘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之气概节操，弥可敬已!”对于自己，他的评价是：“宓初亦有志（学顾亭林），但自知甚明：宓只能学梅村。……宓十六年来之行事与心情，固处处不异梅村也！”（见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530页。）

　　四

　　吴宓自幼秉承家学，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其自我修身以儒家的道德为准则，实际上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君子人格。他重义轻利不斤斤于金钱，对人坦诚真率而拒绝奸诈伪饰，做事勤勉尽责而反对敷衍马虎，勇于自省并苛于自待，这都使他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迂腐可笑。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不管上个世纪初如陈寅恪、吴宓等所持的文化立场如何，但那部分知识份子身上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确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和态度虽然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文革”结束前，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绝不可取的。吴宓对文字改革的反对，故然有其偏激之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汉语拼音化的提法现在已经被完全否决了；简化字的推广虽有助于文字普及，但又在实际上造成了大陆民众对传统典籍的陌生和疏离。如今，我们正极力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恰好说明儒学仍“有裨于全世界”。再考虑这一批知识份子大都饱读传统经典，又曾游学欧美，其对中西文化价值和当时中国现实的认识，自有其深透之处。他们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使他们不甘违背良知而随世浮沉。

　　吴宓曾强调自己的人生观是“殉道”、“殉情”。在一九三五年所作的《自题空轩诗话后》绝句中，就有“殉道殉情对帝天”的句子。同年所作的《忏情诗三十八首》之六亦云：“强为儿女又英雄，殉道殉情事两空。”据何兆武先生回忆：“1939年秋，同学们请（吴）先生在昆中北院作过一次公开讲演，先生选的题目是‘我的人生观’。……先生以非常诚恳的语调把自己的人生观归结为四个字：殉情、殉道。”（《回忆吴雨僧师片断》，《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吴宓所殉之道，统而言之，就是文化，具体一点，则应指中西古代文化。1955年11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吾中国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实为政教之圭臬、万世之良药。盖中国古人之宇宙、人生观，皆实事求是，凭经验、重实行，与唯物论相近。但又“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达于至高之理想，有唯物论之长而无其短。且唯心唯物，是一是二，并无矛盾，亦不分割。又中国人之道德法律风俗教育，皆情智双融，不畸偏，不过度，而厘然有当于人心。若希腊与印度佛教之过重理智，一方竞事分析，流于繁琐；一方专务诡辩，脱离人事，即马列主义与西洋近世哲学，同犯此病者，在中国固无之。而若西洋近世浪漫主义以下，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者，在中国古昔亦无之也。

　　1974年春，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人人表态，吴宓再次“固执”地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吴宓日记续编》（第十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70页。）结果再次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斗。这些都可以说明他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么。因此也不难理解1965年6月2日晚，当饱受运动煎熬的吴宓得知“李约瑟之《中国科学史》已出十二册，而英美人方合译二十四史全部”时，要感慨地说：“宓颇悔宓将解放时之不远走高飞，则对中国之文化学术或可稍有贡献也。”虽然吴宓自认“宓只能学梅村之龙潜，而不能希亭林之豹变”（见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但他还是不能违背自己的信念，不能改变自己的执着，坚持把他的真实感受和想法写在了日记里，甚至在忍无可忍时会当众表达出来，在那个私人权利受到严重侵犯的年代，这些都变成了他被批判的罪证。所以，尽管他一再违心地做着自我批判，但最终还是作了文化的殉道者。

　　另外，吴宓的感情生活一向为人们所艳称，但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感情世界中，吴宓是把生活当成了诗，而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爱情，他最终落得孤苦一生。所以在实际上，他也为感情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是相较于晚年在政治上受到的伤害来说，这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周绚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