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电视剧《解放》剧照

　　这两天，传来了一个好消息，编剧王朝柱的新作《走过雪山草地》在第八届中美电影节上荣获“最佳故事片奖”与“最佳编剧奖”。

　　王朝柱做了半辈子音乐，最后却走上文学道路；他从小被人民军队收养，到暮年仍壮心不已，要用一支笔来歌颂祖国与人民；他33年里写了18部大型电视剧，全程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峥嵘岁月，其中《长征》、《解放》、《辛亥革命》、《八路军》、《开国领袖毛泽东》等早已让观众耳熟能详。近日，记者采访了王朝柱。

　　记者：您的写作将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串联起来了，书写这样一段风云跌宕的历史，您的写作依托在哪里，有些什么收获？

　　王朝柱：我有一些优势，可以看到一般作者看不到的档案与资料，对材料的充分掌握可以让我对历史的把握更客观、更准确。比如目前正在拍摄的《寻路》就讲了一个事实，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并非一般人所想象的，创建红色根据地风光无限，事实上他因为不是军校出身、没有受过系统军事训练，而被很多有军校背景的人瞧不起。当时的革命军队还留有旧军队习气，战斗力也不高。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摸索，才找到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方法，明确提出“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类似的历史情节这部戏里很多。

　　为了写《辛亥革命》，我跑了4趟欧洲；为了写《寻路》，我又把那些年毛泽东走过的地方重走一遍。实地走访中的感受确实很多。我想到了为什么从苏联回来的博古，比不上在中国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博古俄语说得比中国话还好，俄文书读得比中文书还多，但他对中国农村、农民不了解，毛泽东却在农村里长大，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旧中国底层社会了解得很透彻、很深入。这对我们很有启示: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是没错的，但如果不结合中国国情，那注定行不通。

　　记者：观众对您的《长征》印象很深，这部戏写活了一批革命前辈，精气神全出，让人过目难忘。

　　王朝柱：《长征》主要是想写出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了不起的精神财富。《长征》里的主要人物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我是从地缘文化入手刻画这两个人物的。从地缘看，长江流到湖南，千阻万挠终于冲出三峡，顿时一泻千里气势磅礴，所以你看到湘楚文化孕育出来的人，性格里有股子“刚”气，不肯向别人低头，毛泽东就是典型，他身上体现的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气质；等长江流到江浙一带，速度趋缓，变得宽广温和，吴越文化的核心正是和为贵、仁为纲，在它孕育出来的周恩来身上，“厚德载物”的性格很明显。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碰到一起，怎么展现各自风格呢？抓细节！《长征》里写到一个捉虱子的细节：一次开会时，毛泽东不耐其痒，索性解开衣服捉虱子，而且要求停止开会，大家搞捉虱子比赛，只有周恩来纹丝不动。过草地时，周恩来犯病了，处在昏迷中，人们解开他的背心，数出了163个虱子。毛泽东由此感慨：“我毛泽东不能容忍1个虱子，恩来163个虱子却纹丝不动，这使我明白一个道理：革命要刚柔相济，始可有成。”这样的细节，既符合他们的个性，又寓意他俩持续一生的合作。

　　记者：能否谈谈您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剧本的经验？

　　王朝柱：主要感受有三点。第一，艺术家要正确反映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首先要有坚定的唯物史观，用唯物史观来审视历史与历史人物。《辛亥革命》写了46集，涉及200多个历史人物，但播出后，没有什么人提出异议。历史题材的作品要写得准确，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第二，需要掌握大量的一手材料，而不要无根据地用材料胡编乱造。第三就是艺术创作，这里面讲究很多，但主要的是写出戏魂，比如《寻路》的戏魂就是讲中国在探寻一条新的革命之路，那时候大家都在探索，期间还经常会有矛盾产生，这是正常的，没有道路的探索和争锋，就没有戏魂。此外，好戏还得要有一个好结构。

　　记者：您为什么要放弃音乐去从事文学创作？

　　王朝柱：那是因为以前社会上出现一些奇怪的声音，比如有人鼓吹“告别革命”，想否定一代又一代革命先驱用鲜血与生命写成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更有甚者想利用中国共产党人的挫折和失误，否定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所创造的伟大历史功绩。在文艺领域，有人把批判矛头对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贬低在《讲话》精神影响下产生的为时代所证明、为人民所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面对这纷繁复杂的现象，我陷入到极大的茫然之中，一直钟爱的音乐难以表述我内心复杂而又痛苦的感情。好在我爱读书，爱搞文学创作，于是干脆弃乐从文，决心以《讲话》精神为主导，学习太史公以人带史的传统，写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书，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创造历史的一代又一代革命人一个公道。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我想做的这件事非文学之笔不能进行。

　　记者：今后有什么创作打算？·

　　王朝柱：我已73岁，但一息尚存，仍要努力。我希望把最后一点力气用在歌颂我亲爱的祖国、亲爱的人民上。（张 健 王义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