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的信念内含一种以华夏民族的礼义文明引领、融合与统一不同民族、不同地域风俗习性之多样性差异的文化理想，而在追求实现这一文化理想的过程中，无论是“用夏变夷”还是内部整合，其理想方式都不是通过粗暴干涉和军事征服来达到文化扩张的目的，而是通过文化示范和道德感化的方式来实现中华礼义文明的和平传播与自愿接受。这与中华民族的人文化成观和“文明以止”的理念是分不开的。

　　《周易·贲卦·彖辞》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天文”是指阴阳迭运、刚柔交错的自然变化过程及其法则，而“人文”则是指人类制作的礼乐典章制度及其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教化作用。由“人文”与“天文”并举对称可知，“人文”与“天文”并非相隔相离、互相对立，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天下之治理化成而言，治国平天下者既要“观乎天文，以察时序之变化”，又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人”。两者相资为用，不可偏废。中华民族虽然重视和强调以“人文”化成天下，但其“人文”意识并不是以支配自然或逆天而行为前提，相反，“天文”或天道自然法则乃是人类应当取象效法的对象，而取象效法“天文”又须以人文化成为目的。因此，在中华民族的“人文化成”观念中，特别强调人之德行应效法天地、顺应时变而普施博化，或者是“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或者是虽“蒙大难”，却能“内文明而外柔顺”，或者是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故能“文明以说，大亨以正”。“文明”一词在《周易大传》中凡六见，其一见于《乾文言》，其余皆见于《彖传》。《彖传》的作者揭示和阐发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文明”观念，而其中“文明以止”的说法尤其值得重视，用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华文化的精神特性和文明意识的本质特征是再恰当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