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树上有好多窗帘。”那天下午我坐在草坪边的长椅上看书，正在撒野欢蹦的儿子停下来躺倒在草地上，仰望着天空对我说。我走过去躺在他身边，惊讶地发现，高大的槐树和梧桐的枝叶交织成绿色的网络，斑点闪耀，光线纤细，空无所有，又包罗万象。我突然领悟到，30多年来我只是在埋头赶路，从来不曾停下来抬头仰望天空。

　　那天下午我在阅读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的《惊奇之心》，她在书中写道：“倘若我对仙女有影响力，我会恳求她赐予世界上每个孩子惊奇之心，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被摧毁，能够永远有效地对抗以后岁月中的倦怠和幻灭，摆脱一切虚伪的表象，不至于远离我们内心的力量源泉。”而我的孩子，直接躺倒在大地的怀抱，告诉我什么叫“惊奇之心”。

　　我从孩子两岁起给他念故事。过去的10年里，我和孩子一起读书，从我念他听到他念我听，从照着书本讲到丢开书本自己发挥。亲子共读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蹲下来甚至躺下来，换一个角度看世界——这个我习以为常的世界，背后还有无数的奥妙不被我了解。

　　比如我更关注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的矛盾冲突，而孩子常常会留意到一些被我忽视的细节和不引人注目的小人物。我跟他讨论《动物乌托邦》的主人公小兔子和狐狸，而他更关注一闪而过的小配角，那些穿着整齐划一的西装、叼着冰棍儿的仓鼠。他说：“仓鼠似乎都一样，其实每只仓鼠动作不一样，就像我的同学穿着一样的校服，背着一样的书包，排着队从学校出来，其实我们还是不一样的。我只是假装和他们一样。”

　　我们阅读了很多关于熊的故事。他认为帕丁顿熊是真实存在的，而维尼熊是虚构的。因为帕丁顿熊住在伦敦，伦敦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身边的人也都是真实的，而维尼熊住在虚构的百亩林，那里面的人物也都是虚构的——这就是五六岁孩子对真假的认知。

　　后来我们一起阅读历史书籍，我给他讲战争风云诡谲和朝代更迭变迁，更关注个人在大时代里的潮起潮落。而他更多注意到技术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对历史的影响，诸如马克沁重机枪如何改变了战争格局。

　　我们一起阅读的时候，我就像在沉睡的森林里被一种魔法唤醒，也像一次次坐上时光机重返童年，埋藏已久的记忆被唤醒，成长过程被重新审视，童年创伤被修复。

　　我5岁时有了第一本书，父亲在地摊上用一毛钱买来的《少年文艺》开启了我的文艺之窗。那本二手书被我视如珍宝，尽管很多字我都不认识，我却连滚带爬、连跳带猜地读完了，就像看了一场魔法表演，一些简单的字组合在一起，却能够呈现万千世界。我小时候害羞胆怯，身体不好、体育不佳，无法积极融入群体的玩耍中，只能埋头在书本里。10岁第一次给同学讲故事时，紧张得腿脚发软。但故事的神奇魔力让我赢得了同学的喜爱，善于讲故事成了我自信的来源。

　　亲子共读中我不刻意选择图书，也没有考虑过什么分级阅读，阅读的随意性很大。甚至不是我在指导孩子，很大程度上是孩子向我展示生命的奇迹。然后我们共同完成了一本书，这是一段我们相互成就的过程，实践的是我信奉的自然教育，见证的是生命自有的力量。

　　教养孩子、亲子共读共写的过程，就是自我滋养的过程。我们在书海中徜徉，让我体会到生命的丰盛和自在，让我尽量不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焦虑转移到他的身上，尽量学会接受他缓慢甚至随意的成长脚步。我试着接受自己的不圆满，也接受孩子的不圆满，接受我们都只是平凡的人，更重要的是理解他跟我是不一样的人。我害羞胆怯，他活泼热情，这并不影响我们享受在一起的每一刻时光。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那句广为流传的“摇动、推动、唤醒”，其实并非原文，而是中国人意译、自造的格言。在《什么是教育》中，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与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青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交给年青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

　　这也是我所信奉的教育观。（李峥嵘，系北京晚报编辑，与于光合著有《你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亲子阅读中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