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诚信是儒家学说和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基本的德性观念和道德原则。今人多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来理解“诚信”，较注重在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交往等社会价值及其功用的层面来把握“诚信”这一观念的涵义。儒家讲“诚中形外”，“德不可掩”。其言道德，所重在人己、物我、内外的一体贯通。人际交往中的讲信用、重然诺、诚实无欺，必建基于人的真实的德性成就和存在的完成，才能实现其作为“诚信”的本真意义。脱离开人的德性实现这一本然向度，单从社会交往的效果方面理解诚信的观念，不免有将其功利化的偏颇。现代中国社会诚信价值的缺失，当然有复杂的社会原因，但它与这种对诚信观念的片面理解，亦有相当大的关系。

　　从文字上讲，“诚信”是由“诚”、“信”两字所组成的一个合成词。《说文解字》卷三上：“信，诚也。”“诚，信也。”诚、信两字，都有诚实不欺之义，可以互训。二者的区别在于，“信”略重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践履一面；“诚”则着眼于反身自成的人性实现和人的本真存在之完成一面。在“诚信”这一概念中，二者实互证互成，表现出一种诚中形外，内外一体的整体意义结构。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信”字初义，即以言语取信于人。先秦儒言“忠信”、“诚信”，把它发展为一个内在的德性观念和普遍的道德原则，但在概念的使用上，仍然保留了“言以出信”这一人际交往的原初字义。如《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朋友有信。”《礼记·大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曲礼上》：“交游称其信也。”就表现了这一点。这后一方面，可以看做诚信概念的狭义使用。在儒家的论域中，后者乃以前者为基础构成为诚信观念的一项本质的义涵。

　　应当注意的是，古人在概念的使用上比较灵活。如《大学》讲“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与国人交，止于信”。仁不仅是人君之德，敬亦不仅是人臣之德。凡人接人处事，皆当怀有仁、敬之心，“仁”“敬”本是一种普遍的德性原则。这里所谓“止于仁”、“止于敬”，不过表明在多层面的人际关系中，人因在社会中所处位分之差异，其处事的角度有不同的特点而已。“信”亦如此。人处身于社会，不仅要“朋友有信”，“交游称其信”，凡父子、君臣、上下、夫妇、长幼、乡党、邻里、为政、经济、邦交诸种关系和事务，皆须贯穿诚信的原则以为其本。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又：“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信”对人之重要性，甚于生死。由此可见，“信”乃是人立身行事之根本和贯通于社会人伦关系的一个普遍的道德原则。

　　不仅如此，儒家更强调诚信对于人的德性实现和存在完成之本原性的意义。

　　孔子特别强调“主忠信”。其论“崇德”云：“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论语·颜渊》）意即以忠信主乎一心。人心有忠信主乎其中，则能闻义而徙，充盛而蕴成其德性。可见，“主忠信”乃是人成就其德性的途径和根据。《易·乾·文言传》论忠信和诚，对此义有更为系统深入的阐述。《乾·文言传》释九三爻辞云：“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进一步从进德与修业互成一体的角度，阐述了“忠信”或“诚”对于人的德性和存在完成之奠基性的意义。忠信为进德之基础和途径。但君子之德性，又需借由立言垂教和人文的创制，乃能见诸功业成就而臻于完成。在儒家看来，人的德性非一种抽象的内在性。德性必显诸一定的功业成就，乃能达致其不同层级的实现；同样，人在现实中的事功成就，亦须植根于其德性的基础，才能实现其作为人道的本有价值。进德与修业，内外互成，其根据与途径乃在“诚”或“忠信”。

　　忠信或诚信为人成就其德性之基础，这一层面的涵义，先秦儒常通过“诚”这一概念来表达。

　　《礼记·中庸》：“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这一段话，从信与诚的关系，引申出“诚”作为天道与人道统一的本体意义。“获乎上”和“信乎朋友”，讲的都是一个“信”字。应注意的是，这个“信”字义，仍是偏在人际交往层面的狭义用法；而由此所引出的“诚”字，却揭示出了诚信概念的本体意义。诚即真实，但这个真实，不是认识意义上的真实。人需要经历一系列“择善而固执”的德性修养工夫，然后能实现和真实地拥有其天命之性。对于人而言，“诚”的真实义，应理解为一种人性或其生命存在实现意义上的真实。至思孟揭示出“诚”之本体义，上述字义乃获致其本质性的意义勾连与贯通，儒家诚信概念之义涵，方始完整而邃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