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德”？《说文》：“惪，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朱子《论语集注·为政》“为政以德”章注：“德之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于心也。”都强调“德”之自得或内得于心的意义。“德”必见之于“行”，但一个合乎伦理原则的行为，并不必然具有道德的价值。简帛《五行篇》更在“德之行”与“行”之间作出区分，指出仁义礼智信五行“形于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内谓之行”。人的德性成就，必筑基于内而发行于外，原是一个合外内之道。伦理之道要形著于人内在的情志生活而实有诸己，德充于内而自然发之于行为，这“行”方可称“德之行”，具有自身必然的道德价值。“德行”必须是“形于内”的“德之行”，《五行篇》的这一界说，特别突出了儒家“德”之实有诸己的意义。这德的实有诸己，也就是“诚”。《中庸》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程子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一则诚也，止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智仁勇三德，其本质和实现的途径只是一个“诚”。一方面，无“诚”，智仁勇诸德便只流于一种外在的“行”，而非实有诸己的“德之行”，故“诚”实规定了诸德之为德的本质的特性。另一方面，“诚”并非一种抽象的观念或状态，其实在性亦要在智仁勇等德性成就上显现出来，《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诚智必有难尽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诚忠必有可亲之色，诚絜必有难污之色，诚静必有可信之色”的说法，就很切实地表现了人的德性这种诚中形外的具体性意义。

　　“诚”标志“性之德”，是一个合外内之道。德的“诚中形外”，是一个动态的生命创造过程。《中庸》：“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荀子·不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礼记·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所谓“诚于中，形于外”，具体讲，就是诚、独、形、著、明、动、变、化，它所展现的，是人的存在和德性成就的一个完整的创造历程。这个“诚中形外”，以“独”为枢纽。“诚”，是实有诸己而真实无妄。“独”，则是诚之实有诸己的内在性之表现。人心深造自得于道，乃能转化其情感生活及形色气质以臻于精纯，其行方能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这便是一种无所依傍的“独”行，或一种自然自由的行为。这“独”，表现为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开拓，但它并非是孤立的内在性和私人性。此“独”行之“形”，乃可超越形表，具有“不言而信”，“不大声以色”，直接感通人心，化民于无迹之效。《中庸》所谓“至诚能化”，正表现为这种个体德性人格与人文化成的外王事功的内在贯通。这与前述《易·乾·文言》以忠信立诚为本的进德修业一体观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个意义上，诚或忠信不仅是进德之途径和根据，同时，亦是政事之本和社会礼义伦理之道建立的根据。在儒家看来，举凡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诸社会人伦原则、礼义伦常乃至行政事务，均须建基于诚或忠信，乃能获得其合理性并得到完满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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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儒家论诚信，以“真实”为其根本义。这个真实，是人的存在之实现意义上的真实，即是其所是，真实地拥有其当然之性。人实现其存在的真实，必以道德为进路。诚信，既显诸人的德性成就，同时亦构成了诸德之为德的本质根据。仁义礼智信诸德，要见之于“行”；但这“行”，须是“诚中形外”的“德之行”，方具有其自身必然的道德价值。“信”作为传统德目之一，其不欺诈、重然诺、讲信用的义涵，亦要建基于“诚中形外”这一“德之行”内在规定，才能获得其本真的内涵。

　　儒家对“诚信”的这种理解，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伦理原则。在儒家看来，一个社会，一个伦理共同体，只能是以“义”或道义为最高的原则，而不能以功利为原则。孟子所谓“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荀子所谓“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则两丧之矣”，都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此非否定功利，而是反对以功利为社会共同体的行为原则。究实言之，以道义为最高的原则，功利作为人性和人类存在之肯定性的价值乃能得以贞定和实现。以功利为行为的原则则反是。儒家的“诚信”论对道德之“诚中形外”，是其所是，实有诸己的本体论阐明，强调的正是道德的自身价值和自身目的，而拒斥对道德行为之外在功利目的性的理解。

　　据此，今日中国社会要重建诚信道德，我们的道德教化，便不能仅从人际交往的角度甚或居怀利邀福之心来理解诚信的观念，而宜注重唤醒人心内在的天德良知，由之逐渐在整个社会挺立起道义至上的至善价值原则，此其所以端本正原，深根固柢之道。（李景林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