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2月17日,周恩来前往西安和张学良会谈,为缓和蒋系进兵、分化南京政府内部、赢得全国的支持,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经过几天的观察和西安事变的发展,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对蒋介石生命安全的威胁只会造成严重的内战前途,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对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争议,不少人认为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不是独自做出的,而在此之前收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依据目前档案文献,这种看法缺乏根据。据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12月16日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的电报是对于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受电台设备、电讯人员、地形和气候等条件限制,中共未能及时译出这份电报。当时张学良和在西安的周恩来都极为关注共产国际的态度,几次询问,周恩来还叮嘱“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来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12月1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讲:“国际指示还未到”,因此新拟定的公开通电等暂时还不能发,要等两天再说。12月20日,毛泽东才致电周恩来“国际来电如下”,告知了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来电的主要内容。12月21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

　　既然不是出自共产国际的指示,那么致使中共政策发生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西安事变之初,中共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提出审判蒋介石,并计划争取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一起组织抗日联军,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但各地实力派只有李宗仁谨慎表示同情,全国上下大多是谴责张、杨的声音,南京国民政府更是积极组织“讨逆军”。正如毛泽东在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说:“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

　　审判蒋介石和争取抗日派的条件不具备,内战威胁摆在面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发生转变,并转而采取“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方针。中共中央致电在上海谈判的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并致电周恩来,要求派人去做黄埔系的工作,揭露亲日派想害死蒋介石的阴谋。

　　为阻止这种严峻局面,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周与张、杨商量“争取蒋介石”,与之谈判,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讨伐西安、保障民主权利、与红军联合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等条件,明确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根据中央的精神,周恩来和宋子文进行了接触。在宋子文、宋美龄等的协调下,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改变原来的强硬立场,愿意谈判解决,并确定了谈判中的让步条件,如表示在一定期限内停战,要求“关于改组政府,统一战线,外交路线在实行前,双方遵守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