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2月23日,西安事变的正式谈判开始。周恩来在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对中共提出的条件,“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他还不无乐观地请示:“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随后,蒋介石对中共提出的条件做了积极回应,表示“新内阁将不再有亲日派”,“共军改番号,编入正规军”等。因此,当天深夜周恩来再次致电中央:“是否可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

　　事情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但第二天却出现急转直下的变化。当谈判结果提交到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成立的设计委员会,会上产生“激烈争论”。张、杨部下大部分人坚持“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即使不是全部也应该履行部分条件”。面对众多要求谈判协议要有保证的意见,张学良答复:蒋介石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下命令执行谈判条件,南京国民政府不见得肯听。即使是命令生效了,蒋介石被释放后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仍是无法保证。“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但反对意见依然激烈,甚至有人认为张学良个性犹豫不决,容易受蒋方左右,要进行“二次革命来反张”。受此影响,对蒋介石本来就心存顾虑的杨虎城也就动摇起来,与张学良“激烈争辩”,“非常不满地离开”。

　　谈判至此遇到一个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即如何确保蒋介石会执行谈判协议,使蒋不得不亲自出面。24日当天,蒋介石不仅答复张学良,再次强调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甚至更为具体地说明了改组政府和联共抗日的步骤等;而且在张学良的陪同下,深夜十点多钟会见周恩来,当面表示了友好的态度,确认了谈判成果。蒋介石的姿态和安排,显然打动了张学良。本来自发动西安事变以来,张学良就承担着巨大的内外压力,急于早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对一些部属反对执行谈判协议之前释放蒋介石的焦虑,他当晚和宋子文一起探讨怎样冒险释放蒋介石。除了“讨论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他们还商量了“用汽车运送委员长到张的势力范围,然后经陆路到洛阳”。

　　这个计划于12月25日早晨报给蒋介石夫妇,最终因他们坚持要一起走而未能实行。而得知此事的周恩来,也深感如果不能说服张、杨中的一人,西安就可能发生混战、分裂局面。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再次面见蒋介石,双方确认了谈判成果,对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达成了共识。谈判顺利结束后,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再次提出。蒋方要求蒋介石当天就走,并让周恩来劝说杨虎城。周恩来答应了蒋方的要求,并表示“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

　　于是,看似突如其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日下午,张学良释放并亲送蒋介石一行离开西安。周恩来事后曾说过:“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对此,周恩来也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认为“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中共中央对这一处置是认可的。当晚,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提到,“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因形势急迫,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并认为“大局之好转是有相当保证的”。至此,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 占善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