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和傅聪切磋琴艺

    提起傅雷（1908—1966）——这位“大师背后的翻译家”——其个人著述除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香港三联繁体版）等系列文学艺术欣赏的启蒙读物外，还包括那本于上世纪80年代出版，“内容丰富、细致入微、文化品位甚高”的《傅雷家书》，被沈敏特誉为堪称深刻而严密的“教子篇”，我自己最近又前前后后翻阅了好几遍。

　　每次翻到最后那一两封函件，都有股莫名的悲哀：那是他们夫妇在比夜奔的林冲还要绝望、所有的路都断了的时候，但在写给孩子的书信中，语气是如此之平静，知识分子所谓的气节在孩子面前用另一种方式隐藏在每一句话的背后。字里行间展现的，全是对孩子的“爱”，“你可以不可以写长一点，写勤一点”，对傅聪来信的期待与普通的父亲自当别无二致。于是乎，从艺术学养到涉身处世无不涉及，满是谆谆教诲与拳拳之情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慌乱和疏忽的亲子牌家书，之于海外求学的长子、未来的钢琴家傅聪来说，这是最后的“爱的底牌”。

　　孤身在外的傅聪不会徒然地怀思远别的亲友，因为他的寂寞里有疼爱，他的孤独里还有温暖。虽然父母都是爱孩子的，因为孩子都是自己的血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爱从来不能得到满足。直到我看到傅雷对傅聪说“我爱你，正因为我爱一切的才华，爱一切的艺术品，所以我也把你当成一般才华，当做一般珍贵的艺术品而爱你”时，方才觉得心里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给凑齐了，虽说没有几个人的父亲会像傅雷这样，能在抛开骨肉关系之外，因着对才华、艺术、和思想的尊重来与自己的孩子相处，也没有几个人像傅聪一样“与艺术靠得这样近”。我从中看到尊重应是两代人相处时的守则，孩子越是长大越要牢牢记着这个守则，甚至是底线。在尊重的基础上，父母与孩子才能对话，而不是权威式的命令与服从。

　　对傅雷的敬意，来自于他“一个人像一支轻骑兵”一样对着自己的头脑和心灵招兵买马的赤子般的孤独，“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因为他译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傅雷没有工作单位，没有学位，也没有职称，甚至一辈子也没获过什么奖，唯一的荣誉性头衔是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他一生基本上都是勤奋而寂寞地在书斋中度过的。早在2008年傅雷诞辰100周年纪念之际，“傅雷捐赠译著手稿展”在国图善本珍品展室向世人公开展览时，我和翻译同人们曾特意前往看过那些密密麻麻满是修改批注的“纸片儿”，遥想过他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的背后该是如何无比寂寞的勤奋。在如今的读图时代、快餐时代、跃进时代，有几个人还能像他这样静静坐下来，经年累月地以一颗敬畏的心来慢慢体验和翻译一部作品，每一次再版都要进行三番五次的修改，甚至几乎是不惜推倒重来一遍，以期砥砥琢磨、伐山嘉惠而世代相传，经由“名著在名译之后诞生”而建立起“良性循环的秩序”呢？之所以这般如此，是因为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善于思考，不勇于思考，感觉不灵敏，好奇心不强，就不称其为知识分子，更谈不到钻研学问。何况思想懒惰与感觉麻痹还牵涉到遇事认真负责的问题，从而牵涉到人生观与世界观。”对于孤独，他这样对傅聪说，“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你永远不要害怕孤独，你孤独了才会去创造，去体会，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上海浦东故里傅雷夫妇纪念碑的正面，题写撰刻的正是家书里的这句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在傅雷的心中，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以及约翰·克里斯朵夫是伟大心灵的承载人，其实伟大的心灵何尝不是傅雷那颗坚定的赤子之心。曾经有人认为傅雷对傅聪学琴练习琴的严苛其实是本人在严厉的寡母下长大的心理投影,甚至反感地认为是由于傅聪牵连了父母最终才导致傅雷如此脆弱的干净了断，还有什么傅雷太急躁性急了，与其干净地走给世界一个孤高的背影，倒不如暂且低俗地生存，期待生命最激昂的乐章。可是，面对无法阻止的波涛，要个性孤傲刚直如云中鹤的傅雷学会如何踏浪而行，未免太苛刻了些，因为其实那几乎就是势利地“随波逐流”的代名词。何况他是这么爱孩子，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活得更好，更有希望，更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所以，还是尊重傅雷这样“爱的选择”为好。

    傅雷诞辰105周年，傅雷及夫人骨灰安葬及纪念碑揭幕仪式后，家属捐赠的《傅雷家书》和《傅雷译希腊的雕塑》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的人文纪念博物馆内展出。这两部珍贵的手稿皆是先生专为傅聪所作，字里行间能充分感受到父亲的爱子之心有多么深沉！傅聪在给父亲的信中屡次谈到艺术方面的希腊精神后，傅雷特意抄出《艺术哲学》中《希腊的雕塑》译稿并加笺注，每天抄录一段，将近一月有六万余字，装订成册，寄给时居伦敦的傅聪，从开头到最后力透纸背的都是深深的父爱，也是两个热爱艺术的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傅雷家书》更是对此有一段最好的诠释——那爱是喷涌的岩浆，是汹涌的海水，是无限的苍穹，把家人的一生熔化、淹没与覆盖！

　　直到此刻，刹那之间，傅雷先生职业性的一面，家庭性的一面，以及民主促进会重要缔造者之一的政治身份，还多了那么一层淡淡的岁月印迹，终于在我脑海中完美地合体了。其幼子傅敏先生双手柔软,同样具有音乐天赋却转学他业,和父母一同经历了流年的风霜，默默将书信编纂成文，是位可敬的家书的整理者。世事如烟，死生契阔，无论是对笔迹，还是内容，或者还有亲情，他对其父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的基因特质，感受更为深切。家书里这些琐碎的再现于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由于其零距离对每个历史参与者心灵的洞察和透析，甚至显得比历史本身更有意义。就如同每每听闻章琨先生（我国解放后法语广播撰稿、审稿与定稿第一人）为了以拿手的”东坡肉“待友而经常夜半三更守候炉前掌握火候、添放酌料的故事时一样的感觉。历史中不起眼的细节并非对“崇高”的消解，恰恰是对“平凡”与“真实”的最好注释。

　　“最美的果实一定在最危险的地方,必须用最危险的姿势爬上最脆弱的枝条,将身体腾空才能摘到.但是一不小心,就会摔落。因此,最重要的，是树下应该永远有能接住你的人。”这是每个人最后的底牌，也是傅雷父子最后的底牌。谨以此作为对傅雷先生逝世50周年小小的回应，并以此作为特别的2016年父亲节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