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体制，再写一封“离职体”公开信表达情怀，这是最近的“潮流”。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当事人大多对于与东家的爱恨情仇语焉不详，只谈对“生命后半段”的美好憧憬。然而，对体制，或者说对组织的爱与恨却再一次挺立潮头，接受精英和公众的质疑。在谈到质疑前，我们先来谈一部电影、说一个人。

　　电影是《模仿游戏》，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的提名影片；男主是艾伦·麦席森·图灵，计算机之父、人工智能之父。电影主线很简单，图灵协助英国军方破解德国的著名密码系统“英格玛”，帮助盟军取得了二战胜利。但电影展开得很丰富，其中就有我们要讨论的人和体制相互冲突、相互成就的故事。

　　影片开始，在面试中作为体制代表的皇家海军长官丹尼斯顿非常不喜欢傲慢、严肃、无聊、低情商的数学家。丹尼斯顿希望图灵赶紧走人，他一直盯着图灵，希望抓住他的失误让他滚蛋。也许只是玩心大起，想完成这个世界上最难的“填字游戏”；也许是优越感爆棚，想证明自己拥有人类最聪明的大脑；也许是因为厌恶暴力，想击碎战争机器，解救天下黎民于水火，图灵说服丹尼斯顿录用了自己。在数学家安德鲁·霍奇斯编著的《艾伦·图灵传》中，“学会合群”是图灵的人生第一道难题，逃离以不民主、教条的英国公学为代表的体制是他从小的追求。这次，他飞蛾扑火。

　　矛盾很快爆发。图灵越过组长找到丹尼斯顿说，我要10万英镑（当时的一笔巨款）建造我设想的一种机器，而且不要和其他平庸的组员合作，他们都是白痴，最好解雇他们，省下钱资助我的机器。长官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耐着性子教育这无组织无纪律的数学家：“你有没有赢得过一场战争？我有！赢得战争靠的是秩序、纪律、严格服从。你不是在大学里，你只是一个非常大的机器里的一个非常小的齿轮。你要服从你上级的命令！”这番说辞很有用，图灵明白了人要听上级这个道理，于是他找到了丹尼斯顿的上级——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投诉，最终成功拿到了资金，还成为了项目负责人。

　　除了丹尼斯顿，让图灵不爽的不仅有军队化管理的工作，还有充满有形无形条框的社会。图灵通过填字游戏挑选了两名助手，其中一名是叫琼的女性，但那时候性别隔离还比较严重，琼无法在男人堆里工作，于是图灵将琼安排到另一个女性为主的工作组里；之后琼被父母逼婚——女孩子到该嫁人的年纪了，再等就要成剩女了。图灵不得不违心向琼求婚，尽管自己是同性恋。

　　后来，当图灵发明的机器“克里斯托弗”打败了德国的“英格玛”，破解了德军密码时，所有人就面临了一次重大的抉择：要不要将截获的消息通知军方，以采取行动阻止德国潜艇毁灭英国舰船。在这艘船上有项目小组成员彼得的哥哥。图灵的选择是不要。因为这会暴露他们破解“英格玛”的事实，导致德军更改密码系统。而项目的计划是破解“英格玛”并利用它取得战争胜利，也就是说要让“英格玛”继续存在下去，用最少的干扰利用它，做出最多的攻击，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

　　彼得恳求图灵，同时也在质疑他：“你不是上帝，你没有权力决定谁生谁死。”而图灵的回答是：“是的，我们可以。”接下来，图灵与英国军情六处合作，向全世界撒了一个大谎——英国掌握了一个新的可靠的信息源，大大提高了作战水平。而所谓的信息源，是基于截获“英格玛”信息所开发的统计分析系统——用数字来决定，哪些信息需要传达给军队让他们免于被攻击，哪些悲剧被放任发生。这一刻，图灵主导了体制，取得了个人的胜利，但是他由此能够决定许多普通人的生死，比体制还“体制”。

　　这部影片是典型的好莱坞风格，有着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推崇个人的独立、自由，张扬个人价值，批判社会秩序对人的压抑和禁锢。这种批判在结尾达到了高潮，因为寓所失窃案的调查，图灵同性恋的取向被曝光，最终被法院裁定接受化学阉割。经过这一年多的身心折磨，图灵吃下有毒的苹果，他选择了死亡。

　　然而如果说体制之于图灵完全是负面作用，相信没有人会认同。正是在体制里，他得以有机会和条件发展了自己探索人工智能的理想，动员起超乎想象的力量付诸实践，机缘巧合依靠科学成为几千万人的“救世主”。但也正是体制让年仅41岁的图灵英年早逝，他本该可以作出更大的贡献。令人欣慰的是，2013年英国女王代表皇家对图灵赦免。

　　图灵的经历不是个案。历史一再表明，天才的头脑往往能够成功突破科学前沿，但很难逾越体制边界。人和体制永远在相爱相杀：一方面，体制需要引入优秀的人来增加活力和创造力，人也需要进入体制来获得各方面的资源，甚至包括知识；另一方面，体制希望束缚人而求得稳态，人却希望反抗甚至驾驭体制以张扬个性。这是永恒的对立统一。

　　体制，也就是政治学研究中的官僚制。对于多数人来说，官僚制意味着无效率、漫无目的和耗时费力的繁文缛节，对于近期辞职的人来说，官僚制更多的罪过是对个人创造力的压抑。然而，马克斯·韦伯等人认为，官僚制不仅存在于政府内，也是现代社会所有领域内存在的特别组织形式。詹姆斯·伯纳姆在《管理革命》一书中提出，不管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异，所有工业社会都将由经理、技术专家和国家官吏阶层进行统治，这些人的权力归因于其技术和行政能力。言外之意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官僚制不会消亡。

　　那么，如果体制是科学的，那我们反什么？答案是，反不科学的体制。可以想象，那些离职的人不管去了什么行业、什么样架构的公司，都不能逃离体制及其变种，因为只要不是个体商户，只要有人的结合，就会有组织问题。他们的根本诉求在于提高自己在体制中的优先级，取得更大决策权。这种类似尼采超人理论中精英如果本身在体制内，也会不断地通过跳槽来实现自身价值，所以人才金字塔中顶尖的1%流动并不奇怪。应当引起重视的是这种顶尖人才单向地流出。

　　造成体制内离职潮的原因很简单，体制和人之间的爱太少，杀太多。有人会问，为什么这么管人以前没问题，现在不行？因为时代变了。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指出，资本决定资源配置的时代就要成为历史，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将成为最关键的资源，而掌握知识的人将成为社会资源的调配中心。他把即将到来的社会称为“学科社会”，主张赋予专门化知识以权力，以专门化的知识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基础。应该说，在社会主义中也同样如此。在人和体制的斗争中，人可以说，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了。很多人看到这样一种趋势，所以山东省济宁市市长梅永红在辞职下海时说，要保持随时离开的能力。他的意思是，在学历、关系、位置作为选择人才的标准多年以后，个人讨价还价更重要的资本是实实在在的能力。

　　未来体制怎么吸引人，要看未来人是什么样的。《罗辑思维》的罗振宇提出，未来人将u盘化生存：一个人像u盘那样即插即用，所有的知识储备在大脑里，离开时没有什么牵绊，进入新岗位时不要额外支持，一旦开始工作，就能提供独特的最大价值。与此相适应，体制就要提供通用的、开放的接口，能够让u盘人轻易地接入。更重要的是，体制要提供一个兼容性强的操作系统。打个比方，不论u盘人是基于iOS系统设计，还是基于Android系统设计，都可以在这里运行，并增加价值。而现在，大家想要离开的体制是这样的：只提供USB1.0接口（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标准）；来了先签许可协议，再捆绑若干系统任务；要占用CPU资源的话提前打个报告，最好只运行系统分配的任务；其他U盘之间彼此设立交流障碍，不可能在平台上协作；不支持热插拔，要走的话请等待系统关机……

　　“生命的后半段”，或者是“离开就像离婚”，无论怎么表达，都说明体制内外的转变太过沉重，这本身就不正常。问题的根本在于连接人的方式：坏体制由里向外绑架人；好体制由里向外连接人。前者让人承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后者让人快乐成长。这次离职潮，由于媒体人的话题意识和传播能力而引人注意，而它带来的反思绝不应该限于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