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 | 《红灯记》与丹东的几个关联
李景科

    《红灯记》是八个革命样板戏之首,改编自电影《自有后来人》,这部片子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风靡全国了。关于这个电影和京剧的故事背景,与安东,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丹东,确有很多关联。

  第一个关联,《自有后来人》的电影是由丹东人于彦夫导演的。他1924年2月1日生于安东于家沟。1941年高中肄业后曾去日本学习养蚕专业,回国后于1942年考入“满映”担任演员。解放后在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助理、译制片导演等职,是《自有后来人》等多部电影的导演。他家是安东的平民家庭,其父亲希望他读完小学后,入商业学校,期待他来日能在银行、铁路或税务局找个“铁饭碗”。由于他个人迷恋文艺活动,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安东林科高级中学。1941年春天,他飘洋过海,到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儿岛学了半年养蚕的技术。回国后,他觉得养蚕技术员的生活乏味,在朋友的热心帮助下,于1942年投考“满映”,成为“满映”的见习演员, 1946年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的第一个电影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宣告诞生。新中国的第三部译制片《伟大的转折》,就是由他导演的。

  第二个关联,他导演《自有后来人》时,把电影拍摄地点选在了安东。所以,在影片中,很多街景都是老安东的景象。

  几十年来,关于《自有后来人》或红灯记的故事背景,很多人士多有探索多有争论,先后出现过吉林说、海伦市说,五常说、龙江说,北满说等多种原型说法。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是取材于东北抗联时代一个对日寇斗争的一个故事场景,哪个说法都相似,都有不绝对一致的地方。所以,按照故事的背景时代1938年的抗日情形来说,故事发生于安东也比较有可能。

  原因是为何《自有后来人》要在安东拍摄?故事的场景和背景与丹东当时的抗日斗争形势非常吻合。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前,自日俄战争开始,安东铁路沿线等就被日本殖民占领了,而且设立了很多火车站点。九一八事变后,安东地区几乎在同时,就有共产党满洲省委领导和发动的抗日组织。据笔者的研究统计,在《红灯记》故事背景的年代,从1931年9月18日到1936年底,是辽东多种力量抗日最踊跃最激烈的时代,而且有十万以上之众,到了1938年,只有在安东县北部的宽甸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领导的抗日队伍在活动。所以,满洲省委为了便利联络领导东边道三角抗区的抗日,频繁更换密码本是自然的,这就必然要派交通员一站一站递送。

  就《自有后来人》的故事背景来说,李玉和是从大连来安东的,在日俄战争时期,他在哈尔滨火车站铁路上卖苦力的,而伪装成医生的日本特务鸠山也在中东铁路哈尔滨铁路医院做外科医生,曾给铁路工人李玉和看过病,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反两个主人公在就认识了,也是朋友。九一八事变后,形势大变,李玉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鸠山则消失的无影无踪。但李玉和在铁路上干了多年,学会了扳道岔的工作。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他被满洲省委派到了抗日形势发展最好的安东,以铁路工人身份在安东沙河镇做秘密交通站工作。李玉和到安东后,发现在安东的宪兵队队长就是多年前在哈尔滨认识的鸠山。适逢满洲省委又更换通讯密码,派交通员来到安东转送给游击队,而此事也被日本宪兵司令部侦知,故事就是这样展开的。

  而剧情的另一个有报道的版本是:“1939年,日寇占领时期,东北某城市中住着一家祖孙三代人。老奶奶是女工出身,儿子叫李玉和,是铁路工人,孙女叫李铁梅。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和睦,谁也不知他们家的来历,连铁梅也不知道,只有奶奶和父亲知道他们的家史。民国14年,大连的铁路工人闹罢工,李师傅有两个徒弟,师兄叫张大喜,是工会主席,师弟就是李玉和。一天夜里,张大喜在家里和工人们开会,敌人突然闯进来,在搏斗中,李师傅、张大喜和其妻被敌人打死。李玉和带着师母和张大喜的女儿铁梅从大连逃出来。从此这不同姓的三代人就成了一家人。 。。。。。”

  《红灯记》故事的剧本也有不同说法,有罗国士和沈默君先后最初的,由集体创作的等等。文学故事是不能完全写实化的,只是提供了当时时代一个背景而已。而且《自有后来人》和《红灯记》的说词背景也很不同,这就是一个证明。《红灯记》的一开头:“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深秋之夜。东北龙潭车站附近铁路扳道处。” 而安东沙河车站再下一站就是五龙背车站。如果说是吉林市的龙潭山,那也不可能,龙潭山当时不是火车站。而剧情中的鸠山的台词:“好不容易见面啦,你还记得吧,想当年咱们在哈尔滨老毛子铁路上混饭吃的时候……”,这证明了李玉和和鸠山在九一八事变前就认识,确是“老朋友”。而有人说故事发生在北满(即黑龙江省),但是,在黑龙江省并没有与“龙潭车站”能够牵强附会的地名。也有人士认为《红灯记》中的“龙潭”与黑河市的龙镇谐音(现属五大连池市),龙镇很可能是《红灯记》故事地点的原型。如果故事原型是在五大连池市,则拍摄《自有后来人》必将在那里拍摄,不应该舍近求远来到辽宁最东部的安东。

  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还有的其它背景线索是:李玉和的父亲在1910年左右曾在“奉天府东清铁路当烧油工”(就是今天的沈阳市)。1918年以后,李师傅一家迁居关里,在郑州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李师傅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张玉和,一个是陈志兴(铁梅的父亲)。1923年2月(民国十二年),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总工会,号召全线工人罢工。在罢工斗争中,李师傅和铁梅的父亲英勇牺牲了,当时铁梅才两岁。在革命斗争中,李奶奶、张玉和和陈铁梅三个不同姓的三代人,组成了新的革命家庭(均改为姓李),不久又闯了关东。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李玉和在哈尔滨以铁路工人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到1938年,李铁梅正好17岁。李奶奶一家相继生活在沈阳和安东。如果此时生活在哈尔滨,根本没有掩护和转送满洲省委密电码的可能。

  也有人说李玉和原型是海伦车站党支书胡起。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无论是《自有后来人》还是后来改编的《红灯记》,都与今天的丹东有千丝万缕扯不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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