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6月，上海闷热的夏夜，瞿秋白在北浙江路华兴坊一间石库门客堂里挥汗如雨。

　　案头刚写完一篇社论，这个26岁的年轻人不顾体疾，又起身取来钢尺画大样。从写稿、排字到校对，每一个环节都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直到报纸付印出版，疲惫的瞿秋白才倒在长凳上微微打个盹儿。

　　这张名为《热血日报》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91年后回过头看，仅仅存活了24天的《热血日报》，在中共的革命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敏锐地洞见到，新闻舆论工作对于宣传党的主张、反映群众呼声是何等重要。而在这张报纸之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于舆论斗争，已有长达数年的积淀。

　　牢牢握住舆论武器，用最振聋发聩的声音直抵民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当初一群青年头脑中构想的蓝图，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光辉政党的一个重要原因。

　　墨香里的思潮

　　故事的开端，要从那扇黑色的大门叙起。

　　南昌路100弄2号，两扇黑色的大门轻掩。门面上贴着红红的“福”字，时不时还能听见里面传出的欢声笑语。若不是左侧的铭牌，人们或许不会联想到眼前这间生活气息如此浓厚的宅子，96年前曾是 《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

　　1920年初，陈独秀南下回到上海，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新青年》编辑部随之搬回上海。而此时的《新青年》也渐由创刊之初那本宣传民主科学的刊物，悄然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读本。

　　变化始于1917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接连发表了 《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等几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文章。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将自己轮值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敏锐地发现，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

　　这时，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在思想上也已发生改变。在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的 《本志宣言》一文中，陈独秀指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时候了。”

　　1920年5月1日，陈独秀把《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篇幅达400页，整整比平时扩大一倍以上。在这本《劳动节纪念号》中，有陈独秀亲自撰写的《劳动者的觉悟》、李大钊的 《May Day 运动史》和大量全国各地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以及珍贵照片，深入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尤其是上海工人阶级的工作、教育、帮会、结社等各方面的生存状况，深刻揭露了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广大劳工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

　　蔡和森后来说，这本加厚的《新青年》，是陈独秀“由宣传资本主义变为宣传社会主义的标志”。这一年的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编辑部里，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日后中共正式成立的摇篮。一个月之后，一度停刊的《新青年》杂志复刊，变身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在中国共产党筹建的过程中，迫切需要有自己阶级的新闻舆论工具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知识、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改组后的《新青年》就是一个典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黄瑚认为，《新青年》改组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思想舆论准备。

　　笔锋的交汇地

　　“卖报，卖报”，上海的街头巷尾，报童叫卖声此起彼伏。人们从报刊中习得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等最前沿的理论纲要，更了解到了一个亲切、进取，又充满力量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

　　自《新青年》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陆续又有一大批报刊、通讯社选择“落地”上海。它们有一 个 共 通 的 特点——都是在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或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下创办的。

　　在上海市社联主席、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秦绍德看来，政党报刊的兴盛，与当时上海租界这一特殊区域密不可分。

　　“这里远离封建统治中心，有帝国主义租界的庇荫，封建统治者对媒体及舆论的管控与限制往往鞭长莫及。”秦绍德在《上海近代报刊史论》中写道，“报刊在这里得到平稳的出版，宣传活动也在这里得到比较充分的开展，因此上海的政党报刊比其他地方发育得更健全一些。”

　　从《劳动界》到《共产党》，《劳动周刊》、《先驱》再到《向导》，还有包括《前锋》、《中国青年》、《中国工人》 ……重要刊物纷纷云集上海出版，使之成为当时的舆论重镇。“作为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新闻事业中心，上海拥有很多的印刷厂、出版社，为党的报刊活动提供了印刷、发行等便利条件。”黄瑚指出。

　　除了这些“硬件”的完备，人才荟萃也为上海办报打下了优越的“软件”基础。“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为摆脱军阀迫害来到上海，为党报创建与出版提供了一大批人才。”

　　“这些报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并使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黄瑚说。

　　而在报纸刊物蓬勃发展的同时，共产党领导人也逐渐掌握了一套舆论宣传的路径与规律：“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发动群众力量，并在工人中组织活动，这些特点都让这一时期的报刊贴近了时下所需，从而更好地为组织发声。”

　　趋向成熟的传播

　　如今的浙江北路华兴路56号，已成为一处居民住宅。门前那堵斑斑驳驳的旧墙，仿佛在回忆着曾经的风云年代。

　　1925年5月15日，工人顾正红被日本资本家枪杀。由此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学生游行示威。5月30日，当游行队伍行进至租界老闸捕房附近时，英国巡捕开枪镇压，当场打死13人，伤数十人，五卅惨案发生。

　　当时上海已有《申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9家大报，但关于“五卅”的舆论却近乎死寂。为打破租界当局舆论封锁，推动反帝爱国斗争，中国共产党决定创办《热血日报》，以及时指导斗争。仅仅筹备4天即宣告问世的《热血日报》，如一颗惊雷砸向申城大地，点醒了人们沉睡的意识，推动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

　　在这间只有一张白木长桌和几条长凳的客堂间，瞿秋白与编辑们每天接到的来稿、来信，以及接待的上门访谈者数以百计。出版至第10期，《热血日报》的销数即达3万份，超过具有10年历史的《民国日报》。

　　瞿秋白在解释《热血日报》名称的来由时说，创办这份报纸的目的是希望用“上海市民的血，引起全国人民的热血，用现在人的热血，引起继起者的热血”，因为“解决问题的，只有热血”。他甚至以“热”、“血”、“沸”、“腾”、“了”5个单字作笔名，连写了23篇短小精悍的时评。

　　而这种反帝爱国宣传相当程度上撼动了军阀政府的统治。1925年6月28日，军阀政府强行查封了该报，出版24期的《热血日报》被迫停刊。

　　但《热血日报》的影响却至为深远。“从销量来看，短短两周不到的时间，《热血日报》的发行量就已突破3万份，这是办报史上一次伟大的成功”，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张姚俊认为，这代表着“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具备了洞悉并引领舆论走向的能力。”

　　从《新青年》改组，到《热血日报》横空出世，可明显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于舆论工具的使用已从理论传播向革命实践渐进转变。“在此过程中，政党报刊的读者数量在不断增加，从原本的知识青年群体，扩大为商人，包括劳工在内的普通工人阶级。这表明通过运用宣传工具，我党的政治主张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逐渐深入民心。历史已经作出验证，坚持抓好新闻舆论工作，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姚俊说。（本文源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