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成立，当时暂名“社会共产党”，8月定名为“共产党”。因其在党的创建中发挥了组织发起的作用，史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联络指导下，仅用大半年的时间，武汉、北京、长沙、广州、济南各大城市，以及旅日、旅法华人中纷起成立了早期共产党组织。建立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水到渠成，按照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规定，召开成立大会势在必行。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公馆开幕，宣告党的正式成立。

　　共产主义磅礴背景

　　十月革命的胜利，牵引共产主义运动的浪潮前所未有地激荡澎湃。其鲜明的历史表征便是共产党纷起成立于世界各国，共产主义真正成为遍及全球五大洲、具有世界规模的运动。这构成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国际政治大背景。这中间，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

　　共产国际的建立，缘于对第二国际的反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恶性膨胀，其各主要政党以“保卫祖国”为由，“投票赞成军费开支，参加内阁，实行‘国内和平’政府，在合法性不存在的时候不去建立秘密组织”。对于如此背叛工人阶级的行径，列宁领导他的战友予以坚决的斗争，并促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在十月革命后的成立。共产国际“一大”代表名单显示，当时除了俄共（布），以及在俄境内成立的诸如乌克兰共产党等若干共产党，其他各国成立以“共产党”为名的政党的还有德国、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芬兰等6国，另有捷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英、法、荷、美、瑞士等国的共产主义小组，余者为社会民主党、左派工人组织等。

　　而在共产国际成立后的4年间（截至1922年），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共有33个共产党成立于世界各洲，共产国际的功绩可见一斑。这其中，1920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明确“共产国际开始进入组织建设时期”。要求“目前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分散的共产主义力量，在每一个国家中成立统一的共产党（或加强和革新已有的党）”，并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作出规定：至迟在共产国际“二大”闭幕后4个月内“必须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以便作出结论”，“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应称为：某国共产党”，等等。凡此进一步加速了各国共产党的成立，并加强了组织建设的规范性。

　　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同时期涌现的33个共产党系列中加以考察，不难见出异同。当时新兴的诸国共产党大体呈现出三类创建方式：一是原有的社会民主党等工人政党在左翼势力的作用下，召开代表大会（有的联络新生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就加入共产国际、改名共产党等重要议题作出表决，从而改组为共产党，如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丹麦、瑞典、印度尼西亚、伊朗、英国、埃及、罗马尼亚、南非、比利时、智利等国共产党；其二，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的左翼成员另组新党，如美国、西班牙、乌拉圭、法国、卢森堡、意大利、圣马力诺等国共产党；其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的联络社会民主党左派）召开成立大会，宣告共产党的成立，如墨西哥、土耳其、印度、澳大利亚、蒙古、瑞士、新西兰、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巴西、日本等国共产党（仅蒙古人民党的名称不规范）。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模式基本可归于第三类，由于中国工运发育迟缓，社会民主党在此并无基础，因此也就并不存在联络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可能。

　　此外，世界诸国共产党在创建地，以及建党日等方面的创建活动规律，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树立了历史参照。

　　近代化城市中孕育

　　伦敦、贝尔格莱德、芝加哥、墨西哥城、悉尼、里约热内卢、布加勒斯特、东京、开普敦、布鲁塞尔、巴库，以及图尔（法国中西部城市）、里窝那（意大利西岸港口城市）、圭尔夫（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城市）、三宝垄（印尼爪哇岛中爪哇省商港和首府）、兰卡瓜（智利中部城市），等等，一系列明星城市成为所在国共产党的创建地的事实，足证大中城市确乎是共产主义者创党的首选地。

　　当然，也存在着个别例外。比如，保加利亚共产党以该党前身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创建地巴尔干山布兹鲁查峰为尊；印度共产党在苏俄境内的塔什干建党；卢森堡国土狭小，卢共在该国南端城镇成立。这几个特例并不能颠覆大多数共产党的创建规律。

　　各国共产党所以通常在大中城市创立，其首要根源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兴起在政治上的体现，而促使该阶级产生的近代工业又与城市的近代化密切相关。在大中城市，无产阶级得以发展壮大，工人运动逐渐走向成熟。正是基于对城市政治学的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得以建立。大中城市蕴藏着推翻旧统治秩序的伟力，这方面十月革命的胜利便是一个成功范例。在俄共（布）后成立的各国共产党，当然更应继续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之路，在城市建党势在必行、理所应当。此外，大中城市人才汇聚、交通便利、文化发达、信息畅通等种种资源优势，也为共产党创建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外来人口流动频繁的陌生人社会也有利于召集标志创党的代表大会，具有易于隐蔽的功效。

　　创党大会适宜在大中城市召开，这不仅是各国共产党的创建通则，也符合中国当时的历史情境。至于哪座城市能够拥有这份无上的荣幸，则是城市不同的发展模式所铸就的历史命运。当时中国如果有一线城市榜的话，那么，上海无疑高居榜首，继其后者虽有较大差距但仍具大中城市规模的有北京、天津、广州等。

　　事实上，这些城市在党的创建活动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陈独秀由北上而南下的人生轨迹，形象地说明了当时民国“首善之区”北京的政治高压，并非创党的理想地（天津对北京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依附性，城市结构功能相近）。广州一度是陈独秀的向往之地，他在1920年1月底、2月中旬先后两次抵沪，都是为了筹办西南大学，在预想中上海不过是他赴粤实施教育抱负的中转站。在秉赋气质方面，陈独秀与上海似也格格不入，他曾语带不屑地说：“上海为工商社会，不宜设立文理两科”云云。然而，上海以商兴市、以商促工，工人阶级超过51万，占该城市人口的1/5，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4强，且在五四运动时期就登上了政治舞台。这是“工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北京无法望其项背的。由京到沪，极有利于要走俄国人道路的陈独秀接触工运。一批进步青年也在此与工人打成一片。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运实践相结合，势必催生无产阶级政党。作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南方重镇，除了陈独秀带回来的《新青年》，上海还有《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星期评论》《太平洋》《少年中国》《解放与改造》等名刊构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舆论阵地。共同的信仰，初步团结起邵力子、李汉俊、沈玄庐、李达、施存统、陈望道、沈雁冰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人等经京来沪，代表苏俄与共产国际在此远东国际大都会“敲枰布局”，有力地助推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沪运作，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顺理成章。但在一年多时间里还是频生变数，历史机遇曾不止一次地垂青广州。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前往广州办教育。翌年初，中共上海发起组继任书记李汉俊因经费紧张、抵制中央集权等问题，与陈独秀先后发生两次冲突，一气之下辞去书记一职，由李达代理。在那年五一劳动节纪念后，新渔阳里6号遭到法国巡捕房派武装巡捕搜查，李汉俊决定暂停机关部活动，要包惠僧到广州找陈独秀决定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或者把中央搬到广州去。然而，就在包惠僧滞留广州不久的6月中旬，上海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的提议下，来信召集全国代表大会。广州可能成为创党地的历史机遇期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