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在纪念鲁迅的一文中说：“一个没有伟大人物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而一个有了伟大人物却不知用正确的方法去敬畏去纪念去珍惜的民族，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

　　端午节即将到来，吃粽子、赛龙舟可能是比较广泛的纪念方式，而我只愿手捧《离骚》，让思绪越千年，去那个战火纷争的年代，与屈原来一次邂逅。

　　闪烁的霓虹灯映照着一群看不见影子的行人。有多少人能记得《离骚》里“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的殉国之志；有多人知道《天问》里那一百七十多个射向天空的连珠炮似的发问？又有多少人能把屈原与眼下的端午节接通？我们在这个浮躁的时代纪念，可我们到底在纪念什么？

　　我们崇拜和怀念屈原，更多源于他的爱国和抗争精神。

　　读屈原，《离骚》是打开其精神世界大门的钥匙。这部诞生于屈原壮年的巨著，却透着一股视死如归的悲壮，“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既然“美政”不能与君王共谋，那我只能随彭咸到江水中寻觅我的归宿。视死如归的背后，一种浓重的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屈原对祖国的爱是朴素而真诚的，《橘颂》可看做是他的爱国宣言：“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朴素动人的语言，闪耀着他爱国情愫的源头性光辉。

　　但后人更推崇的还是《离骚》。淮南王刘安曾这样评价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这已经是极高的赞美了，但司马迁表现的比他更激动，他在《史记》屈原传里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评语，还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盛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是屈原伟大完满人格的写照。

　　而屈原诗歌风格的形成源于他的遭遇，这种国家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局，使他在空有一腔热血而不得其所的情形之下纵情高歌，以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和愤懑。政治使得屈原成为一个生命的悲剧，但也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使之成为最具有中国诗人典型特征的文人形象。

　　正如陆侃如所说的那样：两千年来，所谓“读书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读他的作品的，读了也没有一个不崇拜的。两千年来，不知多少作家受到过屈原的影响，并以他为楷模。所以扬雄以屈原比孔子，所以李白说屈原死了便“无堪与言”，所以苏轼说他终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只有一个屈原。这就是诗人的力量，他的诗歌就是他斗争的武器。

　　屈原之所以能在历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在于他自身精神的伟大。无论是其体现的“忠贞精神”，还是“抗争精神”，都带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强度和力量，才能对后世产生长久的震撼力。

　　面对“瓦釜雷鸣”的黑暗王朝、“邑犬群吠”的党人群小，他响亮地宣告，“阽余身以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在无法再参与朝政的情况下，屈原举起了自己的笔，用《天问》、《离骚》、《九章》等蓄满忿火的诗篇，向昏庸的楚王、嚣张的党人开战。这些诗作，就像恩格斯在称赞歌德时说的那样，“完成了一个最伟大的批判的功绩”。

　　我们怀念屈原，其实是寻找一份安全感。当我们的国家强盛到没有外敌可能构成威胁，当人们视爱国为本能而不需借助历史人物来鼓舞爱国意气，当我们都能挺起腰杆敢于向一切压迫和谄媚说不时，“爱国”和“抗争”将不再是评价屈原的重点，我们也就能把屈原作为一个往昔的纯粹贤哲和诗人还给历史。而他忧国忧民的嗟叹和对郢都的凄怆呼号，都将成为一种遥远的历史回音，留在他的作品中，成为读者淡淡的历史回忆。（陆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