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莫名其妙的生造之词竟出自学问家之口:大学教授、知名学者、各种专家。他们通过捏造新词来表达对某些自己无法理解之物的抗拒。

　　其实,造词一事早已有之,且不光中国独有。法国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鲍德里亚,一辈子造了很多词,什么拟像、仿真、内爆等等。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为树立权威,造了很多字,包括自己的名字:“曌”。无论鲍德里亚还是武则天,他们对语言的创造拥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毋庸置疑的权威。鲍德里亚是举世闻名的哲学家,武则天是统治天下的皇帝,特殊的身份赋予他们的创造行为以合法性。而当下出现在我们视线中的造词,大多有“自不量力”之嫌。

　　造词之风几乎是今天知识界最恶俗的现象。每次走进书店,都会被各种“学”搞得眼花缭乱。比如,明明是新闻史,在有些学者的著作中变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历史新闻学”。还有文化研究,被很多中国学者改称为“文化学”,国外学者躬耕几十年仍然是个交叉领域,在中国学者的手中竟一下子升级为“学科”。于是,放眼望去,几乎每一本书的作者都是一个伟大学科的创立者。

　　语言是伴随着社会实践形成的,任何有生命力的新词汇都深深嵌入生动的社会变迁之中。鲍德里亚的拟像、仿真和内爆,根植于他对当代世界深入骨髓的观察,所以尽管玄虚,却能在人的观念中扎根、一代代传承。一个表达欲强烈却文化根基虚弱的学者无法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传递自己的观点,只好将两个毫无内在逻辑关联词汇生捏在一起,试图用耸人听闻的效果绕过公众的理性,达到梦寐以求的传播效果。同样,各种“学”的形成也深深嵌入学术研究的实践,绝不是二三流的研究者用几本教材就能“搞定”的。

　　说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提出质疑:如何用词难道不是每个人的自由吗?这话不假。例如,有了互联网之后,新词层出不穷,“童鞋”“杯具”“宅男”“ungeilivable”……难道这些也是自不量力的行为吗?我想,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分别造词者的动机。他是想非常严肃地对公众解释一种现象,还是仅仅为找乐子?分清这一点,至关重要,原因在于前者试图影响他人的观点,而后者只想取悦自己。两者之间不光是行为的差异,还有社会地位的差异:前者往往是拥有话语权、能够轻易通过大众传媒传播自己观点的意见领袖,无论聪明还是愚蠢,大众都要“被迫”收看,这就对讲话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光要对自己的观点负责,还要充分衡量言论可能产生的后果。

　　当然,意见领袖也是人,我们无法苛求他们讲每一句话都深思熟虑。但我想,抛开内容不谈,态度还是可以评判的。例如,对一位著名的文科学者来说,用大家都能听懂的概念和词汇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困难吗?当然不。但他非要造一个令大家似懂非懂、又颇具耸动意味的新词,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恐怕就不是评判标准严苛或宽松的分别了。

　　最后,此类问题大多落在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问题上。一个读过几年书、用自己的观点和研究服务于社会的人,究竟应该恪守哪些底线?当所有读书人都将聪明才智耗费在制造新词、耸人听闻和煽动情绪上,他们的观点和研究又究竟具有多大价值?也许我太死板,无法和很多人一同享受网络时代的语言狂欢。但作为学者群体的一分子,于我而言,肃清这个领域内的轻佻之风,不光关涉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影响着这个社会的未来。(常江，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