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日，青岛政府启动了耗资40亿元的“增绿行动”，要将这海滨城市打造成森林城市，对此，潘琦姑娘与众多市民一起大骂政府，但通过实地调查，她的怒火消了，觉得骂解决不了问题，于是走上了温和理性的维权之路，拨打市长热线，向各政府部门表达自己的意见。（4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潘琦之所以成了当地的小名人，并非因为她比别人骂得更凶，——当初她确实骂得很凶，而且看到有人比自己骂得还狠，她心里才痛快舒服，而是因为她完成了由骂到温和理性维权的转变。即便在一次次拨打各部门的电话时被当做皮球踢来踢去，也不生气，完了还不忘说声“好的，谢谢”。其温和理性的维权方式理所当然受到了市民的称赞。

　　这些年，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上演了太多的暴力维权、自杀式维权，公众则无一例外从道义上声援此类维权方式，然后聚合成强大的舆论攻势，迫使政府让步或者废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如唐福珍自焚事件直接导致了拆迁条例的废除。在肯定此类悲壮的维权方式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维权者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而且还必须指出一点：公民选择过激的维权手段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从长远看，无助于形成官民良性互动的和谐局面。

　　在此背景下，潘琦选择了一条异乎寻常的维权之路，让人憬悟到一点：原来维权还可以采用这种不伤人也不自伤的和平方式。从中，我看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公民德性。按我的理解，所谓的公民德性，应该包括平和理性、克制忍让、宽容中庸、知书识礼、懂法明理等这些质素。具备公民德性的人，不但会知晓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不能做，还能知道当自己的权益受损时怎样运用宪法法律通过和平方式维权，而不是一怒之下，不计后果地与政府蛮干。

　　在这点上，我们应向胡适学习。胡适是个性情温和的人，他不主张暴力革命，提倡社会改良，试图通过得寸进寸的渐进式改良推动社会进步。他所处的时代，有太多的不义让人忍无可忍，但他无论对哪一方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克制和宽容。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此话不妨做这样解，即对当局的容忍才是我们逐步取得自由的条件之一。就中国现状而言，我们需要推行的恰恰是胡适心仪的改良主义，告别革命，走和平建设之路。

　　我们必须立足于一个基本判断，即当局要将中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强国，虽然在具体的治国理政过程中存在诸多缺陷，但总体而言，还是处在不断进步中。作为公民，其使命在于秉持公民德性，运用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给政府提诤言，献良策，而不是一味痛骂政府，甚而选择极端手段与政府对抗。事实证明，靠网上痛骂来发泄对政府的不满，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得提倡潘琦这种温和理性的维权手段。

　　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能不提及的是：公民德性需要制度德性的保障和呵护。遗憾的是，从潘琦的维权遭遇中，恰恰暴露出制度德性或者说官员德性的不足。这由其被当做皮球踢来踢去及遭遇对方不礼貌的质问中可见一斑。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说，“正义是制度的首要美德。”从青岛市政府不征求市民意见，靠政府意志强行将一座海滨城市打造成森林城市这点看，谈不上多少制度美德和决策正义。没有制度德性作为背景，掌权者当然不会把“公民权利”当回事。

　　所以说，政府必须加强制度建设，以此促进制度德性的生成，与公民德性形成互动，相互配合，如此，建设公民社会的愿景指日可待，中国大有希望。（王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