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消解人们的共同信念和社会凝聚力，为害甚大，不容轻忽。廓清这一错误思潮的影响，需要做多方面工作，其中重要一点是引导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历史研究属于人类的精神活动，故“真的”历史必然是“活”的历史，它融入了当下。这一说法不乏辩证思维。换言之，人们对于历史的思考，总会有一个观察点或出发点，它归根结底与人们对身在其中的社会时代性的体认紧密相关。1901年梁启超发表《过渡时代论》，认为其时的中国正处于舍旧趋新的过渡时代。凡过渡时代都孕育着大希望，同时也隐藏着大危险。所谓大希望，是指它不仅是英雄豪杰的大舞台，而且是一个民族由衰趋盛的转折点，故曰“美哉过渡时代乎”；所谓大危险，是指它祸福相倚、充满风险，对未来道路选择的正确与否将决定国家与国人的成败祸福。因此，他强调过渡时代的政治家与国民必须具备三大品格，即“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其中又以“别择性”最为重要。他说，当今世界上的政治模式多种多样，各国国情与国民之所宜也是多种多样的，“天下事固有于理论上不可不行，而事实上万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时他地可得极良之结果，而在此时此地反招不良之结果者。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故当时中国的政治家若不能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将会导致误国误民的严重后果，“则其负民也实甚”。

　　当前的改革开放时期也常被称为“改革期”“转型期”“过渡期”等。这不无道理。因为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逐步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物质到精神，中国社会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明显的过渡与转型特征。尽管如此，我们仍要看到当今时代与梁启超所说的“过渡时代”毕竟名同实异，不可同日而语。梁启超认为“过渡时代”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讲，人类社会无时不在过渡中，因为无过渡则无进步，是为常态；就狭义讲，则是体现了一个社会由“停顿时代”到重获新生间的过渡，社会的“发生力”因之被重新激活，是为非常态的脱胎换骨的蜕变期。梁启超所论的“过渡时代”乃指狭义。在他看来，其时中国面临的是一场“去所厌离之旧界”，而追寻西方“新界”，即改变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仿行西方宪政、改弦更张的社会大变革。而当下中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与改辙易帜渺不相涉。这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

　　缘此可知，能否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同时又不忘梁启超关于“大危险”和“别择性”的警示，将深刻影响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1990年，胡乔木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纲时认为：“就基本方向而言，中国共产党是一直在为中国人民谋福利的。尽管犯了错误，还是要为人民谋福利，把中国推向现代化。整部书要有这么一个思路。”很显然，他强调的“这么一个思路”，不仅充分肯定了我们党70年的奋斗历程，而且其观察点或出发点，正是源于对当下中国社会乃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代性的正确体认。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对此有许多精辟论述。他指出：“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述告诉人们：历史与现实是统一的，对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本身即饱含着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奋斗历史的敬意。

　　当前，一些人错读当下的中国，甚至认为中国正告别社会主义、归趋西方资本主义，因而他们趋向抹杀和歪曲历史，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津，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说，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正本清源，重点在于引导人们正确体认当下中国社会的时代性。（郑师渠，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