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王在位时，财政困难，以至连器皿都要向各国乞讨。但他执意要铸钟，以显其祥和之音绕梁。对此，司乐官不仅不支持，还表示强烈反对。周景王不听劝阻，不闻“杂音”，不惜劳民伤财，硬是将大钟铸成，并对司乐官说：“钟果和矣。”司乐官却说：“未可知也。”景王问其故，他解释说：乐声与政声相通，才为祥和之音。现今为铸大钟，闹得财亡民疲，莫不怨恨，哪里还有祥和之音。又进一步说：民众所喜好的，很少有不兴盛的；民众所厌恶的，很少有不废弃的。所以，民谚讲众心成城，众口铄金。

　　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道理：祥和之音在民声。

　　无疑，祥和之音，人皆喜之。但祥和之音到底在哪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孟子认为，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晏子认为，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邓小平讲得更透彻：人民群众拥护的、赞成的、高兴的、答应的。一句话，对于心中装着民众的人来说，祥和之音既不在大钟乐器中，也不在舞台表演中，更不在形象工程中，而是在民心民声中。

　　1900多年前，当时的狐奴县百姓广泛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公为政，乐不可支。”当时，百姓这种“乐不可支”的传唱，就是最美妙、最动听的祥和之音。这种祥和之音，甚至能让喜鹊闻之不飞、黄鹂闻之不唱。为什么？就在于“张君为政”的德政：张堪在拜渔阳太守时，看到当地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不富裕，“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老百姓感念这位为民着想、替民谋富的太守，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谣。

　　古而今，“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可以说，凡祥和之音，皆本于声，发于情，系于德政。

　　德政，实为德正。“民生厚而德正。”倘老百姓家无隔夜粮、身无遮羞裳，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民生厚”。即便温饱问题解决了，若办件芝麻小事，都须求爷爷、告奶奶，没个十天半月，甚至一年半载，不把门槛跑断，不把额头碰烂，都别想办成，或者即便事办成了，也是“给面子”，是“恩赐”，这都与“民生厚”是南辕北辙的。可以肯定，这都难以留下祥和之音。

　　德正之正，正在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而非视民若无，我行我素，或者对民只是“使由之”，不让“使知之”，似乎老百姓天生就不需、不该有知情权似的。由是，不仅难有余音绕梁的祥和之音，甚至有可能生发出别有幽愁暗恨生的忿忿之音。

　　德正之正，说到底，正在想民所想，急民所急，忧民所忧，乐民所乐，即便有的事利倍于今，但不便于后，也绝不可为。若认为只要是利倍于今的事儿，就可大做特做，甚至以吃子孙饭、断后代路为代价谋求“显政”，以为如此仍可听到祥和之音，其结果很可能不会太美妙。

　　周景王铸成大钟后的第二年即崩，“钟不和”。其崩的原因史书未写，却深蕴“劳民费财，祸所由生”，而周景王一意孤行、不顾民怨亦永为后世鉴。（张保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