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大总统

　　说唐绍仪所签订的内容未与袁世凯商明，这个理由太过牵强。真正触动了袁世凯的是另一个变数——孙中山回国了。

　　1911年12月25日，自美绕欧一路而来的孙中山，身着西服，头戴博士帽，走下了海轮的舷梯。欢迎的人群拥堵港口。有记者问他是否带来巨款支援革命，孙中山踌躇满志地回答：“我身上一文不名，今所带回者，乃革命精神耳！”

　　虽然并没有给革命带来实际的支援，但他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原来近似一盘散沙的革命者，有了一位足以服众的领导核心。很快，革命的17省代表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这才是真正触动袁世凯神经的原因。据说袁世凯得知此消息愤怒异常，“投箸起身”。他马上发电责问伍廷芳：“国体问题既由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南北议和中断几日之后，在外国驻华使节和中国立宪派人物的斡旋下，袁世凯直接与伍廷芳通过电报往来继续和谈。

　　利用与反利用

　　其实在南北议和之中，唐绍仪和伍廷芳的谈判很大程度上是“表面文章”。和谈开始前，袁世凯即派亲信幕僚廖宇春、夏清诒南下，与黄兴的代表顾忠琛会商，南方早已许诺推袁为大总统。

　　议和期间，真正起到谈判作用的是在立宪派代表人物赵凤昌家惜阴堂的密谈。不仅有袁世凯的忠实党徒洪述祖，张謇、汤寿潜、程德全等立宪派人物，以“老同盟会员”身份居间说合的汪精卫等，都聚集在此密商。黄兴、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到沪后亦来会谈。

　　惜阴堂密谈，不过是对举袁之法进行磋商而已。

　　1911年12月20日，英、美、法、德、俄、日六国驻上海领事先后拜访了唐绍仪和伍廷芳，将一份备忘录交给他们，要求尽快达成有利于平息战乱的协议。

　　而列强的这些驻华领事们，早就把袁世凯看做清政府之后列强在华利益的代言人。

　　无论后人如何解说袁世凯这个复杂的历史政治人物，在武昌起义至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确实是“众望所归”的收拾“千年未有大变局”的不二人选。

　　孙中山纵有革命威望，在对时局的实际控制力上却远不及实权在握的袁世凯。

　　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连发三封电文：“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绝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公以能，首推袁氏。”

　　此后的故事就是袁世凯所期望和导演的，清帝退位，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之位拱手相让。

　　孙中山事后曾解释让位袁世凯的初衷：“我们对袁世凯，要讲究方法，把他紧紧套住……这是给孙悟空戴上金刚箍，使他不能作怪。我们不是怕袁，而是委曲求全地利用袁。我是为革命做大事，而不是为个人做大官……”

　　只是，孙中山想利用袁世凯，在袁世凯看来也许是反利用了革命派。南北议和终止了干戈，结束了清王朝，也把一个实际上反革命的强权人物送上了总统之位，导致了此后十数年中国更大的变乱格局。

　　谈判桌外

　　英国公使扶袁共和

　　1911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59岁。作为一个英国人，他生命中倒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中国度过的。他的名字“朱尔典”，译自英文名Jordan，比之今天通常译作的“乔丹”，可谓既达且雅。

　　武昌起义爆发，朱尔典同时接到清政府的求援与武汉革命军黎元洪的示好通告。由于英国政府的立场仍倾向于清政府，朱尔典指示英驻华舰队司令温思乐对清军“提供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同时指示驻武汉领事葛福不与黎元洪接触。

　　清廷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这也是朱尔典乐于见到的，袁世凯是其故交，也是他眼中接替清政府扮演英国在华利益代言人的绝佳人选。随后，朱尔典出面斡旋，武昌暂时停战。

　　这种情况下，朱尔典只能一面向袁世凯施加影响维持停战局面，一面重新评估时局与立场。最终由主张君主立宪转变为“建立以袁世凯为首的共和政府是时下唯一选择”。

　　民国成立不久后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朱尔典和英国方面的愿景得以实现。此后朱尔典在西藏、洪宪帝制、中国参加一战等问题上都发挥过影响，且多损及中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