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十年（1871）广东书局刊本《十三经注疏》

　　中国古籍整理的又一重大工程——《十三经注疏》整理出版工程日前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启动。该工程将对宋代以来的《十三经注疏》传世版本进行汇校、点校，最终整理出版一部《十三经注疏》通行本，结束《十三经注疏》没有当代权威定本的历史。

　　出席启动仪式的众多古典文献和古籍整理专家在发言中说：“十三经”集中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古代典籍；《十三经注疏》是我国古籍中的基本典籍，与《二十四史》构成传统典籍的骨干；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下，由学术界、出版界合作完成《十三经注疏》的汇校、点校，出版一部当代通行本，是适逢其时的学术文化盛事，其意义之重大和工程之浩繁都堪比点校《二十四史》。

　　《十三经注疏》汇校将选用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本作为底本，与另外八种重要版本分头对校，形成八份校勘记，再将八份校勘记合成一份，也就是所谓的“汇校”。在汇校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的体例，组织《十三经注疏》点校工作，最终出版一部错误最少、附有简明校勘记、体现最新研究成果的当代通行本。

　　该工程由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合作完成。工程将聘请海内外一流专家承担整理任务，并由专家委员会做最后的审定工作。汇校工作计划2018年完成；点校工作计划2014年启动，2019年完成。

　　出版《十三经注疏》整理本是过去几代学人的理想。顾颉刚早在1926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助教的时候就提出整理《十三经注疏》，包括校勘、标点、纂辑、索引四个方面，目标是“使学者对于宋以前之经说开卷了然”，“基础既固，自不难于堂构”。次年顾先生就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之前，还曾致信胡适，计划请范文澜参加标点《十三经注疏》，重校“十三经”正文。1941年，顾颉刚在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受当时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托，主持《十三经注疏》整理，顾颉刚提交了《整理十三经注疏工作计划书》，后因工作转移，未能完成。在顾颉刚1950年代的日记中，“标点本十三经”、“十三经点校”也多次见于他的学术计划中。

　　毛主席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强调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和“古为今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古代典籍的整理和出版。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点校本“二十四史”列入规划，关于“十三经”则以整理出版清人注疏著作为主。1960年至1962年间，中华书局由傅彬然等牵头，吸收1930年代尹炎武（执笔）、1940年代顾颉刚等学者关于“十三经”整理的意见，制订了“十三经注疏”及清人注疏著作的整理方案，并在全国有关高校征求了意见。但最终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开展。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重新启动，由顾颉刚总其成。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不但二十四史要标点，十三经也要标点。”1979年，中华书局恢复独立建制后，即着手以“十三经清人注疏”丛刊的形式，对“十三经”重要注疏著作进行系统整理。（本报记者 王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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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经指十三部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汉立《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唐增《周礼》、《仪礼》、《公羊》、《榖梁》为九经，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复增《孟子》，成为十三经。通俗地讲，“注”是对经书的注解；“疏”则是对注解的注解。《十三经注疏》传世版本，大体有九个系统：（一）宋刊单疏本，（二）宋刊八行本，（三）宋元刊十行本，（四）明嘉靖李元阳刊本，（五）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刊本，（六）明末毛氏汲古阁刊本，（七）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八）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本，（九）清嘉庆阮元南昌刻本。